二〇一四年三月底，《蒲鬆齡傳》書到改成夢始安。
二〇一三年初，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編委會對我的《蒲鬆齡傳》提綱——內容已融入《卷首語》——做出如下《審讀意見》：
作者是蒲鬆齡研究專家，又有多部著作行世，既知已有和所缺，又知其難點和創新用力之處。這次寫作，采取從《聊齋》中的各類故事內容尋繹出傳主生平事跡之聯係的思路，真實可靠且獨辟蹊徑；大綱全方位地剖析了傳主的曆史貢獻和價值所在，包括與同時代世界小說高峰的比較、與同時代人的交往評判等，既能拓展空間、展現時代背景，又能明了而深入地認識和把握傳主，值得期待。
需要提醒的是：如何突破前人尤其是突破自己，此為關鍵。
編委會的充分信任反而給我帶來更大壓力。特別是那個“關鍵”。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蒲鬆齡評傳》寫了四稿，此後出過兩個版本蒲鬆齡傳記，這次寫蒲鬆齡，落筆就是第七稿，按說輕車熟路，負擔不該太重，沒想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總提醒自己兩個“必須”：必須靠三十多年蒲鬆齡研究積累寫成超越前此的成果；必須兢兢業業、認真寫好每一章、每一段甚至每一字。這次是與文壇諸多高手同壇競技，絲毫不可懈怠，在這套國家工程叢書中，即使因個人能力寫不到最好，至少不能寫成最差。
從二〇一二年末接受任務到二〇一四年三月，五百多天，除幾次短暫外出講學、應邀出國訪問外，每天早六點打開電腦，進入“蒲傳”寫作狀態，直忙到“新聞聯播”開始。不知有節假日、不知有周末。每當稍有新發現、新感悟，輒喜不自禁。二十年前孩子的奶奶形容我敲電腦“像上了刑罰”，沒想到，我到了她老人家感歎的年紀，還繼續“上刑罰”。真合了那句流行語：辛勞並快樂著。感謝編委會信賴，給了這次“衝刺”機會！
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編委會黃賓堂主任曾打電話，希望我能參加第一批出書，我說：“我想看看王充閭、王蒙如何寫！”
二〇一四年農曆臘月二十三稿子完成，如釋重負。恰好中國曆史文化名人傳編委會將第一批書寄來，好奇地按其體例對《蒲鬆齡傳》做“初步排版”，不排不知道，一排嚇一跳！七百八十頁！自忖：讀者拿到這麼厚的書，得說“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古代文學研究者總怕漏掉哪怕最微小的疑點，喜歡無一事不說清道明、無一字不交待文本來曆，讀者想看的，卻是最凝練最關鍵、結論性東西。怎麼辦？與其讓編委會提出刪改，不如自覺“瘦身”！
主意拿定，負擔重新背到肩上。原本打算“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馬年春節變成“馬年加狠鞭”，把已完成的稿子當素材，砍、砍、砍！既要修剪還不能傷其筋骨，有些地方還得增寫。春節晚會都沒興致看了。我對先生說：我得像三十六年前寫《祖父》那樣，用寫散文要求重改一遍《蒲鬆齡老爺爺》！蒲鬆齡南遊三章近八萬字，兩番砍殺剩下四萬多字。我對先生歎道：“一星期摳出一萬字，一上午倒砍了一萬二。”他笑曰：“‘刪繁就簡三秋樹’，好文章都是改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