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之支配人道，有四種力：一是熏，“熏也者，如人雲煙中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二是浸，“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能入於一刹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製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他既明白小說的感化力如此的偉大，所以決意便於《新民叢報》之外複創刊《新小說》，然《新小說》刊行半年之後，梁氏的著作卻已不甚見。大約他努力的方麵後來又轉變了。
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說是梁氏影響與勢力最大的時代；也可以說是他最勤於發表的時代。我們看民國十四年(乙醜)出版的第四次編訂的《飲冰室文集》裏，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強。
《新民叢報》與《新小說》創刊的第二年(一九○三年)，梁氏曾應美洲華僑之招，又作北美洲之遊。這一次卻不曾中途折回。他到了北美合眾國之後，隨筆記所見聞，對於“美國政治上，曆史上，社會上種種事實，時或加以論斷”。結果便成了《新大陸遊記》一書。
在這一個時期內，還有一件事足記的，便是從戊戌以後，他與康有為所走的路已漸漸的分歧，然在表麵上還是合作的。到了他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後，便顯然的與康氏背道而馳了。他自己說：“啟超自三十以後。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製’；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清代學術概論》二百四十三頁)世人往往以康梁並稱，實則梁氏很早便已與康氏不能同調了。他們兩個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執著的，不肯稍變其主張，梁氏則為一個流動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年)十月，革命軍起於武昌，很快的便蔓延到江南各省。南京也隨武昌而被革命軍所占領。梁氏在這個時候，便由日本經奉天而複回中國。這時離他出國期已經是十四年了。因為情勢的混沌，他曾住在大連以觀變。南北統一以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司法次長招之。梁氏卻不肯赴召。這時，國民黨與“進步黨”(民元時代名共和黨)的對峙情形已成。袁氏極力的牽合進步黨，進步黨也倚袁氏以為重。梁氏因與進步黨關係的密切，便也不得不與袁氏連合。他到了北平與袁氏會見。會見的結果，卻使他由純粹的一位政論家一變而為實際的政論家。自此以後，他便過著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這七年的政治生活時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時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產量最減少的時代。這個時代，又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是與袁世凱合作的時代。癸醜(一九一三年)熊希齡組織內閣，以梁氏為司法總長；這是戊戌以後，他第一次踏上政治舞台。這一次的內閣，即所謂“名流內閣”者是。然熊氏竟無所表見，不久竟倒。梁氏亦隨之而去。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說是一點的成績也沒有。然他卻並不灰心，也並未以袁世凱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終要立在維持現狀的局麵之下，欲有所作為。欲有所表見，欲有所救益。這時，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財政問題。梁氏在前幾年已有好幾篇關於財政及幣製的文章發表(這時他的文章多發表在《庸言報》上)。這時更銳然欲有以自見，著《銀行製度之建設》等文，發表他的主張。進步黨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也出於他的手筆。袁世凱因此特設一個幣製局，以他為總裁(一九一四年)，俾他能夠實行他的主張。然梁氏就任總裁之後，卻又遇到了種種的未之前遇的困難；他的主張一點也不能施行。實際問題與理論竟是這樣的不能調合。結果，僅獲得《餘之幣製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辭職以去。自此，他對於袁氏方漸漸的絕望了，對於政治生涯也決然的生了厭惡、舍棄之心。他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即《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極懇摯的說明，他自己是很不適宜於實際的政治活動的。他說：“夫社會以分勞相濟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長為貴。吾立於政治當局，吾自審雖蚤作夜思，鞠躬盡瘁。吾所能自效於國家者有幾。夫一年來之效概可睹矣。吾以此心力，轉而用諸他方麵，安見其所自效於國家者，不有以加於今日！”他更決絕的說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係，皆當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見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雖以骨肉之親，或不能苟同也。”他這樣的痛切的悔恨著過去的政治生涯，應該再度的複入於“著述時代”了。然而正在這時，一個大變動的時代卻恰恰與他當麵。歐戰在這時候發生了；繼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機在中國獲得意外的權利；繼之而帝製運動突興，袁世凱也竟欲乘機改元洪憲，改國號中華帝國，而自為第一代的中華帝國的皇帝。種種大事變緊迫而來，使他那末一位敏於感覺的人，不得不立刻興起而謀所以應付之。於是他便又入於第二期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