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1818～1891年），湖南湘陰人。他是晚清第一個正式領銜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國人，也是中國近代洋務思想家、中國職業外交家的先驅。
郭嵩燾從小就受到了標準的中國傳統教育。1835年，郭嵩燾考中秀才，後進入湘學重鎮嶽麓書院讀書。在這裏，郭嵩燾深受嶽麓書院經世致用的湘學傳統影響，結識了同在這裏讀書的曾國藩、劉蓉等名士，並與他們結為摯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郭嵩燾第五次參加會試，終於考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此後不久，由於雙親相繼去世，郭嵩燾隻得依定製回鄉居喪。鄉居期間，正值太平天國進軍湖南。在他的積極勸導之下，隱居鄉間的左宗棠、曾國藩等人紛紛出山，組建“湘勇”鎮壓太平軍。此後的幾年，郭嵩燾一直隨曾國藩參讚軍務，並在官場中建立了一定的“關係”。1856年末，郭嵩燾到京城出任翰林院編修，鹹豐帝對他的學識非常讚賞，讓他入值皇帝的私人谘詢機關南書房。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鹹豐帝派郭嵩燾到天津前線隨僧格林沁幫辦防務，隨後又命其前往煙台等處海口稽查隱匿侵吞貿易稅收的情況。郭嵩燾是文人，本來就與當時汙穢不堪的官場習氣格格不入。在任上，他采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查辦貪官汙吏，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收入。但其隨員和地方官員因他破壞了官場長期以來的“規矩”，聯合起來賄賂京城官員，在背後告了郭嵩燾的黑狀。正當郭嵩燾自以為有功於朝廷的時候，卻突然被調離查辦。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親眼見識了英國先進的軍力，使得郭嵩燾比同時代的其他人更為迫切地關注西方。1859年2月，他給皇帝上疏，要求清廷培養專門的外交人才。在中國最早的三所外國語學校中，他協辦、主辦了上海廣方言館和廣州同文館。
1861年，有感於近20年來夷務（外事）工作一再出現的怪現象，郭嵩燾沉痛地說，其實中國人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與外國人劃定章程，與他們平等相處，不應該怕他們。但如果不了解外國的情況，一味用蠻力，反而會使夷亂加劇。
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清政府內部一些人逐步意識到不能再固守閉關鎖國、孤立於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過向外派遣使節，與西方進行平等接觸。
1875年，英國駐華使館官員馬嘉理率人到雲南“探險”，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被殺，是為“馬嘉理事件”。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借機滋事，迫使清廷與之簽訂了《煙台條約》。隨後，英國政府又強迫清廷派大員親赴英倫“道歉”。這個賠禮又丟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燾肩上。後來，清廷索性又追加了一項命令，告訴郭嵩燾賠禮後不必回國，直接出任駐英國公使。近代中國第一位駐外使節就在這樣的無奈與尷尬中產生了。
郭嵩燾出使英國的消息傳出時，清廷內部有不少王公大臣與名士還恪守著“天朝上國”的狹隘觀念，把郭嵩燾的出使行動看成是毀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當時人的眼中，郭嵩燾的洋務主張就已經標新立異，令人側目了，而這次，他竟自棄父母之邦，遠赴夷人之國，簡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鄉更為他此行感到羞恥，甚至企圖毀掉他的老宅。當時，有人竟然編寫了這樣一副極為尖刻的對聯來羞辱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郭嵩燾沒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勢、國際關係和外交學等基本知識的係統訓練。他是靠著為數不多的材料和虛心考求去認識外部世界的。今天看來，他的認識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都高出一籌。
1876年2月，年近六十的郭嵩燾帶了三十幾個人到倫敦。那時中國駐外使館小，不像現在這麼多人，叫公使館，因為最高代表是公使。一百多年以後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駐紮倫敦的外交官們還把使館叫公使館，倒不是要紀念郭大人，這回原因是國家不讓外交官們帶夫人，使館裏全是男的。
郭嵩燾一到倫敦，2月7日在翻譯馬格裏的陪同下覲見維多利亞女王，宣讀到任國書，對馬嘉裏案表示惋惜，完成了煙台條約的任務。在倫敦，給中國使館外交官們最大的驚訝是發現街上老百姓很少吵架，讓中國的公使和副使納悶大家日子怎麼過得這麼幸福。中國公使一幹人的到來，也引起倫敦市井百姓的好奇。那時東方人還見得少，也就是四年前1872年日本在倫敦設了個使館，時常出沒幾個東方麵孔。一天中國使館仆人上街買菜，奇裝異服引來一個醉漢用手杖敲他們腦袋。路見不平的人把醉漢扭送到警察局，英國法庭以傷害罪判處該犯勞役，郭公使致信英首相請免去處罰。此事一見諸報，倒引來市民對中國人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