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梁漱溟晚年口述
新年伊始，友人送來剛出版的《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接讀之後，頗多感觸。我相信這本書應該會是2006年最有亮點的出版物之一。
艾愷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研究梁漱溟的專家。1980年8月，他來華專訪梁漱溟先生，長談十餘次。《梁漱溟晚年口述》(下稱《口述》)就是根據當年那次係列訪談的錄音整理而成的。其實，早在十幾年前，我參與編輯《梁漱溟全集》，就讀到過艾愷訪談內容的“節選”；《梁漱溟全集》收錄了那份“節選”，篇幅約4萬字，主要是梁漱溟在思想文化方麵的發言，其他的許多內容都被舍棄了。半年前，單位圖書館購置了那次訪談的全部錄音，並好意通知筆者可以借聽；然而考慮到此次訪談有數十個小時，太費功夫，也就一直拖了下來。不意，僅僅過了半年，就收到由一耽學堂整理出版的本子，心中自然很高興。
據出版者介紹，此次整理出的“全本”除個別地方錄音模糊聽不清楚外，基本上是“據錄音逐字逐句”的照錄，從而使我們有可能全麵了解梁漱溟晚年的真實想法，以及他對自己一生業績的自我評估。
艾愷在訪問梁漱溟之前就著有關於梁漱溟的專著——《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艾愷在那部書中全憑文獻資料來解讀梁漱溟的思想與活動。1980年他對梁漱溟的係列訪談，主要是為了驗證他在自己著作中的判斷是否準確，並拿一些疑問請梁漱溟直接解答。因此，這部《口述》實際上是由艾愷主導的一場答疑會。仔細閱讀之後就會明白，專家就是專家，他的有效引導確實使梁漱溟向我們提供了許多人們先前並不了解的故事，也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探究梁漱溟思想變遷的軌跡。
20世紀上半葉，梁漱溟一度是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和政治領域最為活躍的人物之一；進入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經過1950年代與毛澤東的衝突之後，梁漱溟實際上已經退出了思想文化領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過，由於梁漱溟的高壽，他見到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曆史情形，從而也使他有機會心平氣和地反省自己一生的業績。這裏，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評估的差異。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最大貢獻，無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期發表的重要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及在國共兩黨激烈衝突的時刻出版的《中國文化要義》。前者以大無畏的勇氣批評新文化運動“向西走”的不對，公開宣稱他就是要“向東走”，宣稱世界未來有待於中國文化的複興；後者基於他對中國社會實際的觀察與研究，提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以此否定階級鬥爭理論，張揚自己多年來進行的鄉村建設才是中國的惟一出路。甚至直到1950年代中期，梁漱溟這一信念似乎都不曾動搖。
然而，我們看到，經過幾十年的“思想改造”，梁漱溟1980年與艾愷對談的時候，他對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讀已經不是依據先前的信念，與研究者的觀察也大相徑庭。他不再堅持“向東走”，不再反對“向西走”，相反，連他自己都有到歐美走走的意思不斷流露。在對自己先前著作進行評價時，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樣自負。尤其耐人尋味的是，他不止一次向艾愷推薦他尚未出版的新著《人心與人生》，以為這部著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義遠大於先前的任何一部著作。但從後來正式出版的文本中，研究者似乎並沒有發現梁漱溟所說的那些價值。這部著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讀辯證法與唯物論、主動性與能動性、計劃性與理智等，其實隻是在重複那個時代最通行的哲學。
至於梁漱溟對自己政治曆程和社會活動曆史的回顧與評述，也同樣存在著這樣的內在緊張。他雖然沒有公開宣布放棄他那獨特的研究結論，即中國社會結構的“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但在實際上，由於曆史條件使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認同了他先前反對的政治觀點，甚至不無自嘲地表示他先前的理想已在中國實現。這裏再也看不到毛澤東所“痛罵”的那個梁漱溟，相反，一個溫和、中庸的長者形象躍然紙上。
透過《口述》，我們看到了一個全新的梁漱溟。晚年的梁漱溟確乎達到了“聖人”的境界，或許誠如他自己所說，他已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很輕，沒有什麼重大問題，總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觀他對自己政治業績和社會活動業績的評估，一個失敗者的自嘲成了述說的主基調。
另外，該書三分之一強的篇幅是梁漱溟點評現代史上與自己有直接交往的重要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李大釗，還有胡適、蔣介石、陳誠、吳稚暉、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韓複榘、辜鴻銘、張東蓀、張君勱等，還有與他一起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朋友如晏陽初、王鴻一、梁仲華等。這些點評之所以有意思，是他的看法明顯是其真實感受，看不到有掩飾和修飾的痕跡。像書中關於張東蓀與張君勱的比較與評價，就和我們先前的認知有很大的區別。他說張君勱更多的是一個專事學理的人，並不熱衷於現實政治；而張東蓀不僅熱衷於現實政治，而且“不夠忠誠老實，有些取巧，想個人占便宜的這種思想”。梁漱溟並且提供了許多事例，使我們不能不對現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進行重新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