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毛的分歧
梁：……（此處聲音模糊）就不能不談到對老中國的看法、認識；他對老中國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致。主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問題呢？就是階級問題。他是階級鬥爭，我就說中國的老社會，秦漢以後的社會，特別是從明代、清代600年以來的社會——早的社會我們不太清楚、不大敢說——明清以來的這個社會，在我看，貧富貴賤當然有，可是貧富貴賤可以上下流轉相通，它不是像外國那樣的一個階級，很固定很成型，沒有固定成型，而是上下流轉相通。中國社會散漫，流轉相通呢，它就散漫。散漫就鬥爭不激烈，不像兩大階級，一個貴族，一個農民或農奴，中世紀的，或者後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跟工人兩大階級，中國缺乏那個東西。中國人喜歡調和（笑），鬥爭還是有，不過不大習慣鬥爭，鬥爭的兩麵，強大的也沒有。我說這個話，他也不能完全否認。辯論很久了，他最後就說了：梁先生，你過分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但是中國社會還是一個人類的社會，還有它的一般性嘛。我說對，你說的話，我完全同意。不過，正因為我完全同意你說中國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這樣子，可是我要強調特殊性要緊。比如說，一個人，你認識這個人，你說你認識這個人，這個樣就……你要說這個人的特色是怎麼樣一個人，那麼算是認識了這個人。不能從“一般的”去說，說這個人是個人，或者這個人是個男人，這個人是個中年人，這都不行，你得說出這個人的特點，你才算是認識了這個人。因此，我說你這個不如我，我是抓住中國社會的特色的一麵。談話就結束了，說不下去了，一般性跟特殊性的比較是這樣。
後來，他在北京建國。1950年我到北京，一開頭還是講這個話。在北京見麵是1950年的3月份。為什麼是3月份呢？因為1950年的1、2月他同周總理在莫斯科，3月他才回來，他回來我才同他見麵。1950年的時候，先頭他問我一句，他說你現在可以參加政府吧？我有點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說，把我留在政府外邊，不好嗎？這話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聽起來他不高興，他想拉我拉近一點，可我不想靠近。我當時不想靠近，還是把事情看得錯誤，怎麼錯誤呢？我不知道，中國的大局就能夠統一、穩定下來，我不知道，我不敢這樣樂觀，因為過去中國內戰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
過去有過去的原因啦，不過我看見那種兆頭好像還好不可免，為什麼？因為共產黨的軍隊解放全國，四川最後。我在四川，住在重慶的一個小地方，叫北碚。這個時候入川的軍隊，有三路大軍：從陝西到成都的，是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從長江入川的、到重慶的，有兩路大軍，一路是鄧小平、劉伯承，這個叫二野，第二野戰軍；再一個林彪，叫做四野，第四野戰軍，也是從長江入川，這三路。在成都那邊我看不見，我在重慶那邊。可是我碰到的事情告訴我，很有問題。什麼問題呢？我在四川重慶的北碚，有學校啊，我的孩子朋友都在那裏。入川的軍隊，大概是二野方麵，有一個不太高的將領，像是營長、團長的，他們到了北碚，有一個不記得是營長是團長，中級將官，知道我在那個地方，就來拜訪我，並且跟我談完話臨走時他說：“你一定要到城裏去，到重慶街上去看看，我們大軍都到了。”我說我想去，他說“我有一個車給你”，留下一個小汽車。他就囑咐那個汽車司機：明天哪，你送梁先生去重慶。那麼我說很好，我也想到重慶看一看。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坐著他留下的汽車去重慶，到重慶我一個朋友的家，地名叫上清寺，送我到那裏了，司機就說我去吃飯，我說好，他說我吃完飯再來。哪裏曉得他吃完飯之後，他來，說這個車不能給你用了，另外一方麵，二方麵軍隊抓了我這個車，扣了我這個車，他們要用，因為這車都是原來重慶市長的，也許公用的、私用的車，可是軍隊給扣住了。有時候四野扣，二野也扣，這方麵扣了，那方麵又扣去，搶奪了，我看這個情況不好。還有一個特別讓我感覺到不好的情況，這個四野的軍隊裝備好，穿著軍裝呀、器械呀、皮鞋什麼的，裝備好，有錢。除了四野，別人呢，窮。我想這個事情不大妙，他們已經開始爭奪了。
當時不久，我從四川出來到北京跟毛主席見麵的時候，全國分六大軍區，那邊是西南軍區，林彪的是東南，後來他回到湖北武漢……不是又有點從前的割據的樣子？割據的樣子不是嗚呼哀哉嗎？！國民黨雖然失敗了，他會不會回來呀？我一向是在兩大黨之間，好像是一個很公正的代表社會的一個人，各方麵都可以說話，跟蔣方我也能說話，共產黨方我也能說話，我想還是保留一個中間人的地位好一點。所以我這樣一個念頭，他讓我參加政府，我就說留在外邊不好嗎？這樣的話，他聽了不很高興，我不肯跟他靠近嘛。不跟他靠近，但是他倒是有一點一方麵是不很高興吧，一方麵還是有點拉著我，希望不要隔得太遠。以後他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談話，有空他就——沒什麼問題——就隨便的談談，坐下來吃飯。
艾：那您談的是家常話呢，還是……
梁：沒有目的。
艾：噢，沒有目的。家常話就是家常嘛。
梁：幾乎可以說是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吧。不過有兩個情形可以說一下，一個就是我很想了解共產黨的一些做法，他們要怎麼樣做，怎麼樣幹，他們掌握了全國政權以後，要怎麼樣做，怎麼樣幹，我想了解。另外一方麵呢，根據這個，我是需要出去看。我想從這個事實上，摸清楚彼此的不同，看我能夠進言、能夠對他說什麼話。剛好這個時候他（毛主席）也提出來，他說從前你是做鄉村工作，你在河南也做過，在山東也做過，你看到一些地方的鄉村情況，你現在可以出去看看，我們解放之後有什麼變化。我說好，我就接受他的，這個意思也是我的意思。所以在北京見麵是3月，我到北京是1月，3月他們在莫斯科，3月10號才回到北京，3月11，大概國務院設宴會歡迎他們回來，宴會上毛主席約我明天12號見麵，見麵談話這個事。不是決定最近出去看嗎？他就馬上交代秘書長林祖涵：梁先生出去看看，給他預備條件，打電報出去，看哪個省，哪個省招待。最後我就出去，中間還回到北京一次，可是主要的，如果講出去看，看了6個月。因為我從前先在河南做工作，搞村治學院，所以先到河南。那個時候按照他們當時的情況，河南是分為兩省，一個河南省，一個叫平原省，後來還是恢複了，平原、河南還是合並成一個省，當時兩個。當時我就去了河南，看了河南，看了平原，然後再去山東。去山東後回來北京一趟，又出去，出去看東北，東北那個時候分6個省，6個省我都轉了一下，然後回到北京。
艾：您在河南的時候，參觀了一些什麼地方？有沒有到鎮平那個地方去？
梁：沒有去，那次沒有去，可是那邊做工作的那個姓陸的人，他是一個很樂觀的人，我去東北啊，不是說東北有6個省嘛，他跟著我去，帶了不止他一個人，身邊帶了三四個人一道去，姓黃的，姓李的，姓孟的。
艾：那麼山東那些鄒平、菏澤地區，以前工作的地方，都去了？
梁：都去了。最後是從旅順大連回來的。從旅順大連回來的時候，經過遼寧、經過東北，東北那個時候已經就演習，夜裏頭要關燈，怕轟炸，大家都熄燈，或者有燈窗戶簾擋起來、玻璃擋起來。我就回到北京，一看到毛主席就告訴他，說是很可惜啊，怎麼可惜呢？因為我看到戰後恢複的氣象很好，我說今天把破壞的重工業鞍鋼、撫順，都是重要的工礦，正在恢複，如果要一打呢，又不能恢複了，可惜了。他搖頭，說是不會打，他說我們根本不想打，美國也不想打，那麼，不打也很好嘛。可後來也打了，10月打的。
我恐怕再有全國割據的局麵，他居然把這個大區都取消了，把東北的高崗都搞到北京來了。我去東北看的時候，高崗好厲害啊，統治東北，好像是跟東北王一樣，他自己有自己的貨幣，跟關內不一樣。後來把高崗也搞到北京來（笑），批判高崗，後來高崗自殺，鄧小平從西南調到北京來，擔任……
我不是一個學者（1）
艾：1950年到1953年，您是常到毛主席那邊去？
梁：總是他派車接，他不用車接，自己去是去不了，進那個門都進不去，進那個中南海的大門都進不去。
艾：我書裏是這麼說的：您去延安，和他談了一個禮拜，一個星期，一直每天晚上……
梁：第一次去，住那個地方住16天，16天裏頭有8天見麵來的。
艾：那麼我的判斷呢就是，雖然你們的結論是，您自己注重中國的特點，特別的地方，獨特的地方，毛主席注重的是一般性，不過結果您走以後，就是到1939年，毛主席自己也開始注重中國的特點了，就是說跟以前不同了。他是抗戰的時候一直是比較注重中國社會的特點，而不是它的一般性，所以書裏推測您還是對他有一點思想上的影響了，我不知道您覺得這個說法怎麼樣，會不會太過分呢？
梁：我不敢這樣說。
艾：那就是說，您不是當局者，您看到他以後寫的東西，您去以後寫的東西，看他這個政策怎麼樣了，越來越像村治公社的這種措施，書裏麵也是引起了別人的意見，就是說有人覺得是合理的，有人覺得還是您和他有很多很多區別，大大的分別，比如階級鬥爭這個問題啊，不過抗戰的時候中共也不是階級鬥爭，抗戰的時候共產黨還是鄉村建設，跟您當年鄉村建設很接近了，我書裏也不敢很確定是如此，不過好像是這個樣子。也很可能毛主席那時候創造的他的那套思想是按照中國的客觀事實而創造的，那麼您自己也是按照中國的客觀事實而創造鄉村建設的理論，也許是因為客觀事實相同，所以您和他理論還是很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