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薩達特1918年12月25日生於開羅和亞曆山大港之間的米努夫亞省阿布爾科姆村的一簇泥砌的房舍裏。他的父親穆罕默德·伊爾·薩達特是政府職員，家中有13個孩子。他的母親有蘇丹人血統。這在他的皮膚上遺留著明顯的痕跡，他比一般埃及人要更黑一些。
1925年，他的父親被調往開羅，他的全家也搬到首都市郊的一幢小房裏，離埃及國王的住處之一庫巴宮不遠。薩達特初步展示了他後半生一再展示的膽量，他常到皇家果園中偷杏吃。
為了未來在埃及發揮作用，薩達特決定當一名軍官。盡管他的家庭沒有社會地位，但他設法獲準進入皇家軍事學院。這所學校原是貴族學校，但後來也開始接納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子弟。1938年薩達特畢業，被派往首都附近的通訊部隊任職。如他後來所說，從那個時候起，他就成為組建軍官組織的活躍人物，他們要發動一次反對英國統治的武裝起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薩達特上尉繼續把英國視為主要的敵人。德國人曾經讓他到伊拉克從事反對英國人的工作，他參與了把一個前參謀長秘密運出國外的計劃。由於飛機墜毀，計劃失敗，薩達特被逮捕。但由於缺乏證據，他後來又被釋放了。
未受挫折的薩達特上尉接觸了兩個納粹特工，他們常常一同出現在開羅的一家夜總會裏。他們揮金如土，因而受到監視，並被逮捕審問。他們暗示同薩達特有過接觸。結果，一群英國和埃及偵探及情報軍官搜查了薩達特的家。雖然他自製炸彈的地窖未被發現，但他卻被捕入獄。在監獄中，他利用充足的時間，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學會了德語。
1950年，他在軍隊中恢複了原職。由於反叛軍官秘密組織自由軍官團體的幫助，他不久獲得了提升。這個組織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納賽爾的領導下，其規模和權力都有了擴大。1952年7月22日，納賽爾召集薩達特少校到開羅開會，說長期等待的起義不久就要開始，起義矛頭指向法魯克國王。有一天晚上，薩達特帶領妻子去了影院。他們回家後，發現了納賽爾留下的字條，說當晚行動已經開始，指示薩達特少校到革命者中去。
1973年，薩達特決定對以作戰。他受到了學生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一個無能的領導人的批評。他認為打破由於勢均力敵而造成的埃以僵局是必要的。“如果我們不掌握勢態的主動權，那麼情況就不會有什麼進展，”薩達特在接受訪問時說。“已經到了出擊的時候了。戰鬥重新開始是不可避免的。”
在莫斯科讚同埃及人有限度地進攻西奈半島以及更多的蘇聯軍隊到達以後，薩達特於10月6日下令發起進攻。
1974年1月協議簽署以後，接著是基辛格幾個月的“穿梭外交”。1975年9月，出現了第二個有限的埃以非正式協定。雖然1977年10月1日蘇聯和美國就中東問題召開日內瓦會議原則上達成一致意見，但是為取得一個更廣泛的和平協議而作的努力沒有獲得任何結果。敘利亞繼續反對召開這樣的會議。
到1978年1月，雙方陷入僵局，薩達特指責以色列人是頑固腦瓜。直到1978年9月在卡特召開的和談會議上，薩達特同貝京和卡特會見，相持不下的局麵才結束。經過兩周的會談，結果簽署了被稱為“和平框架”的協議。
在作了進一步努力之後，卡特飛往耶路撒冷，然後於1979年3月13日前往開羅，帶著打破另一個僵局的和解建議。在機場會見時，薩達特當即讚同這些建議。在當月的晚些時候，薩達特和貝京簽署了和平條約，結束了30年的埃以對抗。薩達特借用《以賽亞預言書》中的話說：“讓我們共同合作，直到他們把刀劍打成犁刃，把長矛打成修剪樹枝的鉤刀的那一天來臨。”
1980年初，薩達特同貝京在埃及的阿斯旺舉行了非決定性的會談。以色列軍隊從西奈半島的更多地方撤了出去，半島的三分之二已經撤空了。埃以邊界宣布開放，兩國互派了大使。1980年3月，被廢黜的伊朗國王患病，移居開羅，接受了長期居留的邀請，薩達特為此再次受到國內和一些不友好阿拉伯國家的批評。
80年代開始以後，薩達特總統好像對他的政策很有信心，但是勢態似乎發生了某些不利的轉變。開羅在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一些地方的孤立狀態令人難堪；糧食、武器幾乎全部依賴於華盛頓的援助，這導致人們的憂慮。通貨膨脹率一年達到30％；鎮壓現象增多了；以色列在西岸占領區增加移民的政策加重了人們的悲觀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