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悲喜劇
智高才富
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國君為了得到一個人才，不惜發動一場戰爭。這位戰爭的發動者就是秦始皇，而值得秦始皇發動戰爭以求的人物便是韓非。
韓非又被尊稱為韓非子，《史記·韓非傳》中這樣記述韓非其人“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這段文字大體上較準確而明晰地為後人展示了韓非及其學術地位。
韓非是戰國時期法家集大成式的著名代表。他雖“為人口吃”，不善言談，不長道說，但卻極會筆撰著文，著述觀點鮮明，文章寫得洋洋灑灑，感情激越，筆鋒犀利。
司馬遷說：與韓非同為荀子學生的李斯非常老實地承認“自以為不如非”。李斯其人決非常人也，他曾官拜秦國宰相，智高才富，他“自以為不如非”，不是一般的客套謙遜，李斯的自我評價隻能表明韓非卓越的才能及更為深邃的思想。
韓國貴公子
韓非是韓國的一位公子，他的生年已不能詳考，因為與秦朝丞相李斯是同學，大約生於公元前280年，死於公元前233年。這是一個血雨腥風的時代，戰爭為英雄人物施展抱負提供了許多機遇。軍事家在戰場上馳騁廝殺，鬥勇鬥智；政治家策劃於密室，搖筆弄舌；外交策士穿梭於各國之間，縱橫捭闔。
韓非生於貴族世家，政治起點很高。他喜歡研究刑名法術之學，也曾鑽研過黃老南麵之術，抱負不凡。他曾拜著名儒家大師荀況為師，與後來做了秦王朝丞相的李斯一道學習，相互切磋。但是，他卻沒有繼承荀子的儒家思想傳統，而是受到法家的影響，繼承研究、綜合了法家思想的精華，成為他那個時代法家的傑出代表人物。有人說，“韓非的全部思想理論師承商鞅是十分明顯的”，他十分強調治國必須奉法，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時至韓非青年時代，秦國已相當強大，而韓國已衰弱得一塌糊塗。當時“韓侍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扡敝，入則為席薦”，韓國在強大的秦國麵前“與郡縣無異也”(《韓非子·存韓》)。
他或者由於和韓王有宗室的關係，或者由於在韓國王宮擔任了一定職位，對於韓國的前途非常憂慮。他見韓國不斷被削弱，數次書諫韓王，但韓王不能用，於是退而著書。
韓國為什麼落到如此地步呢？韓非認為，韓國的失敗與衰落源自於內政不修。當時的韓國政治盡為“重人”所把持，所謂“重人”就是那些“無令而擅為，方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孤憤的人”。而這些“當塗”之人之所以能操縱國家大事，任意胡作非為，是因為他們得到國主君王的寵信。國主君王寵信“當塗”之人，聽奸臣之浮說，不權事實，國家勢必日益衰微。針對這種情況，韓非子主張為了國家之強大、為了“人主(君王)”的利益，國主君王一定要具有識別忠奸的能力。否則，必不可免地會出現“朋黨比周以蔽主”、破壞富國強兵的局麵。
在“重人”當道的情勢下，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有功的人不得好報，常常是“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無功者卻得意萬千，“擇宅而受之，擇田而食之”。
韓非以極大的膽略、敏銳的睿智大力倡導法術之學，他說：“不懼亂主闇上之患禍”，目的在於“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便眾庶之道也”。
但是，胸懷治國雄才大略的韓非在韓國卻無用武之地，韓王始終沒有采納韓非的主張與法術。身為王室成員的韓非，在此境遇下，隻能徒發“孤憤”“說難”之歎。
退而著書
韓非認為，韓王不能以法治國，不能以權勢駕禦群臣，不以富國強兵為目的去求人任賢，反而重用那些徒有虛名的人禍害國家。他認為儒士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對國家有害的人反而博得了好的名聲，在戰場上拚死拚活廝殺的將士沒有得到應得的爵祿。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為此，他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文章。
人才爭奪戰
韓非的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贏政讀了之後十分讚賞，感歎說：“我要是能見到這個人，和他交個朋友，死而無憾。”正好李斯在他身邊，立即回答說：“這是韓非所著。”
秦王立即派兵攻打韓國，戰爭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得到韓非。韓非對於韓國來說是無足輕重的，在大兵壓境之下，他便被拱手送給了秦王。
秦王得到了韓非高興極了。然而渴求得到的東西，一旦真正到了手，就不覺得那麼珍貴了。韓非並沒有立即得到重用。
韓非之死
李斯與韓非是同學，自認為才能不及韓非，擔心自己在秦國的地位受到威脅。姚賈是秦王的寵臣，對於韓非也十分不滿。
因為韓非曾直言不諱地批評他不該賄賂燕、趙、吳、楚，浪費國家的財物，並嘲笑他出身卑賤。
李斯、姚賈聯合起來，他們在秦王麵前詆毀說：“韓非是韓國的公子，現：在大王想吞並諸侯，韓非是要維護韓國的，不會真正幫助秦國，這是人之常情。大王不用韓非，準備把他長期留在秦國，然後讓他回去，這是自己為自己留下禍患，不如借故把他殺掉。”
秦王一聽，覺得很有道理，就派了一個官吏借故把韓非關進監獄。李斯借此機會，派人給韓非送去了毒藥，逼迫其自殺。韓非想見到秦王，當麵提出申訴，但由於李斯、姚賈從中作梗，無法實現。等到秦王悔悟不該如此處置韓非時，韓非已經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