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的命運，和商鞅、吳起兩個法家先驅人物一樣是個悲劇，法術被采用，自身卻慘死。
一生總結
作為韓國的公子，韓非在秦國結束了自己的一生。縱觀韓非一生，他未握過權柄，沒有留下輝煌的政治業績，以屈辱結束了生命；但另一方麵，他為後世留下十餘萬言的理論思想、治國方略，這些理論思想及治國方略被人認為熠熠閃光、擲地有聲。而記載和凝結這些理論思想與治國方略的《韓非子》則被奉為帝王之書。
因為，《韓非子》這部書被秦王讀到心裏去了。贏政實踐了韓非的理論，並將他的“法術勢”思想揮灑得淋漓盡致，終於建立了統一的秦王朝，完成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宏偉霸業。
韓非是以立言而不朽於曆史的！
在他的著作《韓非子》中，春秋以來的法家思想得到了高度融合和創造性發展，《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裏程碑式集大成之作。在這裏，韓非展開其天才的思想翅膀，他告誡帝王應該怎樣，不該怎樣。韓非指出，帝王的各種言行應該圍繞一個宗旨，那就是治國安邦平天下，一個國君，大到天子，小到諸侯，根本目的就在於使自己雄踞君王之位，抓緊權柄不動搖，避免身亡國滅，完成不朽霸業。
韓非的法家前輩與學術淵源
韓非之前的法家
成文法的首次公布中國曆史的車輪滾動到戰國時代，便迅速加快了。這個時代是宗法製崩解的時期。由於生產和交換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井田製和宗法製的崩解使許多貴族地位下降，一部分庶人地位上升，形成了一個新興的地主階級。
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家族組織在解體，維持這種家族組織製度的禮製也失去了統攝力量，社會秩序的紊亂需要新的整合理論。從春秋末年開始，不斷有恢複秩序的呼聲。
先秦諸子中的每一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各有各的理想製度。法家在這方麵的主張非常明確，非常典型。
法家代表新興地主階級一部分人的利益，要求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組織新的強有力的政府。他們共同主張以法來統治社會，規範人們的行為，要求人人守法。
在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要求人人守法，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是根本不可能的。這種主張隻是新興地主階級要求取消氏族貴族政治的一種策略。一旦新興地主階級掌握了政權，變成了特權階級，便對遵法守法的觀念表示出冷漠態度。
法家代表人物要求以法治國，這是對舊貴族特權的否定，因而侵犯了舊的貴族，受到了報複性的迫害。法家代表人物的命運大都是悲慘的。這是不足為奇的。
法家的產生應該上溯到鄭國子產執政時期，因為這時的鄭國鑄了《刑書》。晉國的叔向知道了這件事，立即致書表示反對。
叔向認為，將成文法的條文公：布出來，將會引起諸多爭端。叔向不懂得，新的刑書的公布正是為了解決新的社會爭端，舊的禮製已經無法解決新的社會矛盾。因而子產複信說，鑄《刑書》是為了救世，有不得已的苦衷。公布成文法，可能引起爭端，但爭端本身是客觀存在的，即使不鑄《刑書》，也會產生爭端。
鄭國《刑書》的內容已不能詳考，但可以肯定，它是為穩定新的社會秩序而製訂的。
曆史的發展總是按照它自己的規律前進的。僅僅過了二三十年，晉國也鑄了刑鼎，公布了成文法。
鑄刑鼎與公布刑書，標誌著統治階級采用了新的統治工具。新的統治方法體現了社會的變革。社會有了變革，產生了新的法製。有了新的法製，便有了論證法製合理的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法家的始祖李悝法家的始祖是李悝。章太炎、郭沫若等人認為李悝即李克。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魏國的變法，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加產量；主張國家在豐年應平價多購糧食，在災年以平價售出，穩定糧價。在政治上，李悝主張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製度，獎勵那些為國家做出巨大貢獻的人。經過變法改革，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之一。
李悝之所以應當是法家的始祖，是因為他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善的法典的編纂者。也正因為此，《漢書·藝文誌》把“《李子》三十二篇”列為法家之首。可惜李悝的32篇文章已經亡佚，隻有關於刑律和農政兩項內容在別的文獻裏保存了一些梗概。
李悝編纂的《法經》的原文已不能詳考，但是它的影響是很大的、《晉書·刑法誌》說：“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製，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放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製也。商君受之相秦。漢承秦製，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這是說，李悝的《法經》是綜合當時各國法律條文而成的，是對成文法的一次經驗總結；而後世的商君法、秦律、漢律都濫觴於李悝的《法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