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文獻資料，大體可以弄清，李悝《法經》六篇的次序是：《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商鞅在秦國推行時，隻是改“法”字為“律”字，變為《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漢承秦製，蕭何定律，在原來六篇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三篇。魏、晉以後的法典也都是在漢律的基礎上加以增損而已。所以，秦漢以後的刑律大抵是祖述李悝的《法經》。
可惜的是，司馬遷的《史記》沒有為李悝立傳，他的思想淵源和生活經曆，我們不能詳細了解了。
吳起變法吳起是一位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在先秦文獻中，談及軍事時通常以孫、吳對舉，而言變法時則是以商鞅、吳起對舉的。吳起從政的時間略遲於李悝。他曾經師事過曾申，也師事過子夏，顯然受過初期儒家思想的陶冶。他曾效力於魏文侯和魏武侯，善於治兵，率軍為魏守西河，使秦兵不敢東犯。後來由於王錯向武侯進了讒言，吳起被迫逃到楚國。
在楚國，吳起得到了楚悼王的重用，以令尹的身份輔助楚悼王進行變法改革。
可惜，改革僅僅進行了一年，楚悼王就死了。改革損害了楚國舊貴族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仇恨。楚悼王一死，瘋狂的報複就加在吳起身上。吳起被射殺在悼王的屍體旁邊，楚國的變法改革半途而廢。
作為傑出的軍事家，吳起最先在魏國建立了常備兵役製，“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在戰爭中經常取得勝利。
司馬遷的《史記》，把孫子和吳起列在同一傳中，可見其影響同等重要，軍事才能同樣的傑出。
吳起雖然離開了魏國，死在楚國，但他對魏國的影響仍然存在。魏惠王時，公叔痤為將，與韓起戰於澮北。
公叔痤獲勝，惠王郊迎，賞田百萬。公叔痤不敢接受，他說，使士卒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勇敢殺敵的是吳起。於此可見吳起對魏國的軍事影響。
《漢書·刑法誌》說：“齊閔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從這段文字看，齊的技擊創始於孫臏，魏的武卒創始於吳起，孫、吳因此而齊名。吳起的兵書有48篇，《漢書·藝文誌》歸其為“兵權謀”類，可惜已經失傳，現存《吳子》6篇，乃是偽托。他的兵法自然無從詳知了。
吳起的貢獻不僅僅在軍事方麵，他在楚國的短暫時期便是以純粹政治家的姿態出現的。但他在楚國進行了哪些變革，詳細的情形已無從知道。
從《史記》、《戰國策》、《呂覽》等書中所保留的一些資料看，吳起在楚國推行的變法改革，與商鞅後來在秦國的變法基本一致，就是扶助公室，與舊貴族鬥爭，撫養戰鬥之士。所以，吳起應當列入法家。
吳起的不幸是楚悼王死得太早。假若悼王遲死，讓他至少有十年的執政期，也許商鞅就不那麼有名了。戰國的局勢本來就是秦楚爭霸，一旦楚國變法取得成功，統一中國的主動權也許就落人楚王手中。
商鞅的法商鞅是李悝的學生，魏國的貴族。商鞅以天下為己任，在魏國不受重視，便跑到了秦國。初見秦孝公，他說以“帝王之道”，未能投合。繼說以“霸道”，再說以“強國之術”，而後孝公大悅，遂委以重任。
比起吳起來，商鞅是幸運的，秦孝公成為他的堅強支持者，信而不疑，所以取得了變法的巨大成功。
《史記》說，變法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商鞅變法的詳細情形現在已不能完全了解。綜合各方麵的資料，大致有如下內容：打破了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組織，以地域劃分什伍組織，使其互相監督，互相控製；注重軍功，爵賞有軍功者，重罰私鬥者；重農抑商，以免去徭役鼓勵增加農業生產，以罰作奴隸來限製工商活動；民有二男，成年之後必須分家，否則加倍收賦；規定宗室必須建立軍功，否則會被開除宗族屬籍，有功者可以榮華富貴，無功者雖富而不可以榮華；廢井田，開阡陌。
無論從當時的生產發展來看，還是從人類社會發展曆程來看，這次變法都是符合曆史發展方向的。隻有那些懷戀過去，站在舊貴族立場上的人才對變法持敵視態度。秦孝公一死，商鞅便被車裂而死。吳起和商鞅都是因變法而死，但不同的是，吳起在楚國的變法隻進行了一年，而商鞅的變法進行了近二十年。吳起一死，楚國的變法隨之失敗；而商鞅雖然死了，變法卻取得了成功。
商君的變法自然不是完美無缺的。有人批評他以酷刑等高壓手段製造恐怖，有的人批評他單用法而不用術。
從這些批評看，商鞅是一個純粹的法家。純粹的法家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主張秉公執法，一切以法為權衡尺度，不許任何人超越法的範圍，淩駕於法律之上，“法不阿貴”。
申不害的術申不害與商鞅同時，比商鞅晚死一年。《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說，申不害原是鄭國的賤臣，後因得到韓昭侯的信任，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15年，國治兵強。申不害在世時，沒有人敢於發動對韓國的戰爭。又說：“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