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繼承了老莊君德無為、臣道有為的思想，進而發展成一種統治方式。他認為，君主一人的智力不敵群臣的智力，要使賢者效忠，智者盡慮，君主應當掌握一套駕馭群臣的方法，自己不要去管具體的事項，隻有這樣才能“無為而無不為”。具體說來，無為的方法是抱法處勢，靜觀群臣，以實際功效來檢驗群臣的言行，以賞罰二柄作為驅使群臣的工具，循名責實，信賞必罰。表麵上虛靜無為，實際上又能迫使群臣盡忠盡力，無為而無不為。以君無為，使臣有為，而收無不為的效果。
在《老子》一書裏，道的含義有時指的是宇宙的本體，有時指的是客觀事物的規律。韓非也接受了這種觀念，他說：“道是萬物的開端，又是萬事萬物的是非標準。”
“道”的出現，最初不是專為帝王之便而設的。在老莊那裏，道是本體，萬物都是道的表象，萬物自然都可以成為體道者。從人的立場上看，任何人都可以與道泯合，便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真人”。
而韓非卻認為，道是人君的專利，是君主的護符，體道者隻能限於君主。道是獨一無二的，人君自然也是獨一無二的，從而找到了絕對獨裁的根據。道是虛靜的，人君自然可以是深藏不露的。從這兒進一步向君權的神秘主義方向演進。
《韓非子》中不少地方留下了道家的痕跡。《喻老》、《解老》、《揚權》、《主道》四篇尤為集中。
韓非與墨家是非是價值判斷或價值取向的標準，賞罰則是推行法治的強有力的手段。
賞罰的標準由統治者確定，是非的標準雖由統治者判定，但必須得到社會的認可。統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是非標準確定賞罰大小高下。問題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價值取向有時相同，有時相背。當二者的取向不同時，賞罰的權威性便要接受考驗和挑戰，這時的國家很可能產生政治危機。隻有賞罰合乎社會公認的是非標準，才能收到勸善止暴的效果。否則，就會失去民心。韓非對於這種觀念有一定認識，主要是受了墨子的影響。
墨子在《尚同》中提出，上麵勸賞的，正好是下麵反對的；上麵要懲罰的，正好是下麵讚賞的，這叫做“上下不同義”。假若“上下不同義”，則賞罰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止暴。
韓非接受了墨子的這個觀點，認為獎賞得到誹謗，懲罰受到讚譽，是上下標準的不一樣而造成的。主張“賞譽同軌，非誅俱行”。也就是要統一是非標準，使社會的價值取向基本一致。
墨子在政治上既提倡“尚同”，又提倡“尚賢”。“尚同”是讚成中央集權，要求老百姓在行動上“一同”於君主，在思想上“一同”於君主。“尚賢”則是讚成賢人政治，選舉賢人做各級官吏，輔助君主，統治天下。
韓非也主張實行中央集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這在形式上與墨家主張相近。但韓非明確反對“尚賢”，認為隻有抱法處勢，使用權術才能使國家富強，“尚賢”沒有實際功效。
循名責實的學術淵源“名實”是哲學範疇，也是政治問題。儒、墨、道、名、法各家，對這個問題都有討論。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把正名看成是處理國家大政方針的關鍵。墨子認為名是用來指事物的，事物是實在的，名與實相合，便於人們互相傳播知識。莊子說，實是主，名是賓，名應當服從於實。《管子》說：“名生於實。”
韓非也談“正名”問題。他說：“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一個“名”能確指某一事物，叫做“名正”；一個“名”不能確指某一事物，這叫做“名倚”，也就是說無法確定其為何物。隻有名正了才能循名而責實。
“循名責實”，首先見於《鄧析子·無厚》篇。韓非沿用了這一名稱，有時變作“形名參同”，“審合形名”。“循名責實”在韓非的思想中已不單純是個哲學範疇，而是一種君主駕馭群臣的術。他的主張是：人臣要自己對事物定名，自己去做，然後由君主按名求實，名實相合就賞，名實不合則罰。這是君主禁奸防私、督功責效的工具，是無為而無不為的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