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難文體的開創
戰國末期，百家爭鳴，舊有的文體形式已不能滿足新的內容需要。韓非在前人的基礎上，又開創了一些新的文章體裁。
例如曆史評論，開始於《左傳》的“君子日”。韓非把左丘明長短不拘，隨意生發的曆史自由談，進一步擴展為曆史辯難的文體。《難一》、《難二》、《難三》、《難四》收28篇短文，分為4組，每篇各自獨立，格式都是先舉史實，後發議論。
如《難一》第七是郤獻子為韓獻子分謗的故事。《左傳》、《國語》一致肯定。韓非卻認為韓獻子所斬如果是有罪之人，不該救，救罪人是破壞法治，因而不存在分謗問題。如果是無辜，不可勸其示眾。這完全是從法治角度思考問題。辯駁猶如老吏斷獄，絲絲入扣。孫月峰說它“宛轉有勢，味態不窮，最為快勁”。
《難四》諸篇，每篇三段，都是先舉一事，先設一難以駁古人，又立一難補充前論之不足。這種雙層論辯比單層論辯更加深入透徹。像這種對於某一曆史事件再三辯論的形式始見於《孟子》，到了《韓非子》，已由簡單對話發展成為嚴密的辯難文體。
此類文章，大多隻顧駁辯的痛快，較少注意全麵分析，從而難以避免片麵性，少數文章甚至流於詭辯。盡管如此，韓非的駁難文體對後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在西漢，司馬相如的《難蜀中父老》，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難解》等文章，大都效法了韓非。
東漢王充的《論衡》中此類文章更多。南北朝時編成的《弘明集》，大部分都是駁難文體。唐柳宗元的《非國語》，宋人呂祖謙的《東萊駁議》，都是專門就曆史問題而作的翻案文章，文體均步韓非後塵。
韻文的創新
散文中夾雜韻語，在先秦典籍中早已有之。在《尚書》、《周易》、《國語》、《老子》、《管子》、《莊子》、《荀子》、《孫子兵法》等書中都可以找到。或用於歌頌，或用於告誡，或用於鋪陳事理，或用於形容描繪，大都富於哲理，概括力強，語句整齊，節奏鮮明，用韻規則，反複重迭，近乎詩歌。
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韓非又把韻文的寫作技巧向前推進了一步。在他以前，韻文隻是散文中的一些片斷，很少有從頭至尾押韻的。《老子》雖有全章用韻的，但篇幅短小，最長不過百十個字。《管子·弟子職》全篇大致押韻，但屬於說明文，簡樸淺陋，缺乏文采，而且可能不是先秦的文章。《荀子·賦篇》當然是成熟的韻文，但它屬於辭賦體。韓非的幾篇韻文，無論是文字、句式、韻律，還是手法都超越了他的前輩。
《主道》一文是韓非論述君主駕禦臣民方法的。全文長達850餘字，一氣嗬成。自首至尾全用韻，或每句押，或隔句押，或多句押，自由變韻，三四五六七言文錯落使用，不板不滯，蒼古而雅致。
《揚權》是韓非提倡集權的代表作。全文共有1300餘字，句子比較整齊，絕大部分是四言，用韻更有規則，節奏感更強烈。
清代大儒章學誠說，諸子爭鳴，“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文史通義·詩教上》)。這話有一定道理。《論語》、《孟子》是語錄體；《老子》、《孫子兵法》是格言體；《荀子》以專論為主，也有語錄體和韻文。韓非使專論文體更加成熟，並且使散文和韻文進一步結合，進一步發展。漢初的政論家，賈誼和晁錯的議論文風格很明顯都是承襲了韓非子的文風。指陳利害，論述透徹，風格尤近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