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舌乙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製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倬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利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禦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譯文】
二
儒生以仁義擾亂法製，遊俠以武勇觸犯禁令，而人君都加以尊敬，這就是國家混亂的根由。違法是有罪的，但是那些儒生因為有學問而被錄用；犯禁是要處罰的，但是群俠卻受到豪門的豢養。因而法令所反對的，卻是君主所看重的；官吏要誅戮的，卻是權貴所豢養的。法之所辦，君之所重；上之所愛，吏之所誅；這四種情形，全然相反，而君主又沒有定規，就是有十個黃帝也治理不了。所以提倡仁義的，對他們不能讚許，讚許就會影響為國立功；所謂有學問的，根本沒有用場，任用他們就會擾亂法治。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父親偷羊而他報告了官府。令尹說：“把他殺了！”以為對君主雖然正直，對其父卻是叛逆，所以就加罪於他。由此看來，君主的正臣，卻是父親的暴子。魯國有人隨同君主去作戰，三次參戰三次逃跑，仲尼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有老父，我死了沒有人養活他。”仲尼認為這是孝行，把他舉薦給君主。由此看來，父親的孝子，卻是君主的叛逆之臣。所以楚國令尹誅戮了偷羊之父的兒子，而楚國的壞人，君主就無從知道了；仲尼獎賞了逃兵，而魯國的百姓一作戰就逃跑。上下之利如此不同，而人君對百姓的行為均加讚美，這樣要想國家幸福，就必然無法做到。
古時蒼頡造字，把圍繞自己謀利叫做“私”，和“私”相反叫做“公”。公私根本相反，蒼頡早就知道了。時至今日人們還以為是同利，這真是不明察的禍患。然而如今還有人為百姓打算，就不如修行仁義而學習儒學了。修行仁義就會被信任，信任就有了官職；學習儒學就可以成為明師，成為明師就能光榮顯達：這是個人的美事。那麼沒有功勞就可以得到官職，沒有爵位還能顯榮。如此理政，國家必然混亂，君主也一定會遭到危害。所以互不相容的事，不能兩立：殺敵者受獎賞，卻又崇敬慈惠的行為；攻占城池的得爵位，卻又相信墨家的兼愛學說；堅甲利兵以防危急，然而卻以儒生插笏為光榮；增加財富要依靠農民，作戰抗敵要依靠士兵，然而卻以學習儒學為貴；拋棄敬上畏法的百姓，卻豢養遊俠劍客之輩。有如此舉動，想要富國強兵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時豢養儒俠，有了危難才去依靠士兵，應該用的人不用，所用的人得不到國家利益。因此從事耕戰的人懈怠了本業，而遊學的儒生日益增多，這就是社會混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