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且社會上所謂賢良的人，要有堅貞守信的行為；所謂智人，要會說那些玄奧微妙的言詞。微妙之言，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很難知曉，卻讓眾人來效法，而最聰明最有才學的人也很難知曉，那麼民眾更無從識別了。所以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不會去想什麼細糧魚肉，連破布短襖都穿不上的人根本不會去想什麼綾羅錦繡。所以治理國家，緊急要辦的事沒辦，不急之務就根本談不到去辦。如今的國家之政，民間盡人皆知的要做的事不做，卻羨慕那最聰明的人的言論，這對治國來說是背道而馳了。所以這種微妙的言論，並不是百姓所需要的事務。如果說要用賢良正直守信的人，就一定得尊重不欺之人；而不欺之人，沒有不被別人欺負的辦法。布衣百姓相互交往，沒有富厚的錢財相互利用，也沒有威勢相互畏懼，所以需要不欺之人。而今君主有製服人的權勢，有一國的財富，又有賞罰大權在握，隻要明察上下，雖有田常、子罕一類奸臣也不敢欺君，何必去求不欺之人呢？現在正直守信的人不過十人，而全國的官吏數以百計，一定要用正直守信的人，則人不夠用；人不夠用則治國的人少而亂政的人就多。所以明主之道，是統一於法治而不求有智謀的人，堅守法術而不羨慕有信義的人，所以法治不受破壞，而群官也就沒有奸人了。
如今君主對於言談者，喜歡他的辯才而不問是否正確；對於他的使用，隻是讚美他的名聲而不責求功效。因此天下眾人，在言談上隻務巧辯而不顧實用，所以稱頌先王、宣揚仁義的滿朝廷，而政治還是混亂；修行德的互比清高而不顧功效，所以智謀之士退居山林，棄政歸祿，而士兵還是不免於疲弱，政治還是不免於混亂。這又是為什麼？就因為百姓所讚頌的，君主所尊貴的，都是敗壞國家的事。如今國內很多人談治國，收藏商鞅、管仲之書的幾乎家家都有，而國家卻越來越貧窮，這是因為講耕田道理的人很多，而實際耕田的人極少。國內很多人講兵法，收藏孫子、吳起兵書的家家都有，然而士兵疲弱，就是因為講戰事的人多，而實際披甲作戰的人極少。所以明主使用他們的力氣而不聽他們的言談，獎賞他們的功勞而禁絕無用的活動，這樣百姓才能盡死力而聽從君主的法令。耕田要費力，也是辛苦的，而百姓努力耕田，說這樣“可以富足”。作戰是相當危險的，而百姓願意從軍，說這樣“可以尊貴”。而今學習儒家的學說，練習言談，沒有耕作的勞苦，而有富足的實效，沒有作戰的危險，而有尊貴的榮耀，這樣誰不願意做呢？因此上百人追求智謀而一人用力，追求智謀的人多而法治又遭到破壞，出力的少而國家貧窮，這就是社會混亂的由來。
所以明主之國，沒有書簡文籍而用法製教導百姓，沒有先王的語言而以官吏為師，沒有劍客的凶悍而以衝鋒陷陣為勇。是以國內之民，言談一定要符合法令，行動要見功效，勇敢的人盡力去作戰。因此無事時國家富足，有事時兵力強盛，這就叫做“王業之資”。既然有了“王業之資”的儲備，那就可以乘敵國混亂之機，超過五帝，趕上三王，一統天下，一定是這種法治。
而今則不是這樣，士民在國內肆意行動而無視法令，遊說之士在外造成聲勢，外內放縱而待強敵，不是非常危險麼！所以群臣談論外事的，不是與合縱連橫各黨徒，就是有複仇之心而要借助國家之力的。合縱是合眾弱以進攻一強，連橫是事一強國以攻眾弱，這些都不是維持國家安定的方略。如今人臣之談論連橫的人，都說：“不侍奉大國而遇敵就會遭殃。”侍奉大國未必就能保住國家，一旦有難那就隻好捧出版圖獻上玉璽而請兵相助了。獻圖就得割地，納璽則國家地位更為卑下；領地小了國家就削弱，名位低下政治就會紊亂。侍奉大國是連橫，並不見得有利，反而得失掉土地而政治紊亂。人臣談論合縱的，都說：“不救小國以征討大國，就會失掉天下；失掉天下，國家就會危殆；國家危殆，君主就卑微。”救援小國未必有實效。而起兵與大國為敵，救小國未必就能保住小國，而結交大國也未必沒有疏忽，稍一疏忽就會被強國挾製。出兵就會打敗仗，退守則城池也會被攻占。救援小國而合縱，未見收益而會失敗被割地。因此侍奉強國要依附外國的權勢，救援小國就會有國內的重臣求利於外：國家的利益還沒有得到，這些人就已經得到封地和厚祿；主上低微而人臣尊貴；國家失去領地而私家富足。事情成功，這些人權重而且長久穩固；事情失敗，這些人富足而退。人主聽憑大臣的謀劃，事情未成而爵祿已經尊貴；事情失敗也不誅戮，則遊說之士有誰不用矰繳之說謀取功名富貴而希圖在事敗之後能僥幸免禍呢？所以破國亡君願聽言談者的浮說，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這原是人君不明公私之利，不察對與不對，而誅罰又不能在罪名成立後堅決執行的緣故。他們都說：“外交活動，大可以一統天下，小可以安定一國。”所謂稱王稱霸，是能進攻敵人，而國家安定又是不可攻的。國力強才能進攻，國家太平是不可攻的。國家強盛，不是靠外交活動，而是國內治理得好而取得的。而今在內不施行法治和權術，而講求智謀於外交，就不可能得到國家強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