諺語說得好：“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這就是說錢多就容易把生意做好。所以說國家強盛就容易謀劃進攻他國，國家弱小而又混亂就難於運用計謀。所以用於秦國，謀劃改變十次事變而很少失利；用於燕國，一次計謀也難以成功。並不是用於秦國的謀劃就必然明智，用於燕國的就必定是愚魯，總之是治還是亂，國家基礎不同。因而周室離開秦國而講合縱，一年就被秦國吞並；衛國離開魏國而講連橫，半年就滅亡了。這就是說周室滅亡於合縱，衛國滅亡於連橫。假如周、衛暫緩使用合縱連橫之計，國內嚴加管理，嚴明法規禁令，賞罰有信，盡其地利，備足糧草，使百姓以必死之心堅守城池，天下得到他們的土地而利少，進攻他們的國家傷亡要大，就是萬乘大國也沒有敢於進兵而困頓在堅城之下，而使強敵受挫，這才是根本的不亡之術。舍棄根本不亡之術而采取必亡的行動，這是治國者的過錯。智謀困於外交，政治紊亂於內，這是滅亡之路，也就無法解救。
為了百姓謀劃計策，都是要平安、有利而避免危難和窮困。如今為了攻戰，進則和敵人拚死，退則死於誅戮，這太危險了。放棄個人的事而去爭汗馬功勞，家裏困窮而不加撫恤，那就沒有路可走了。窮困危急之所在，百姓怎能不逃避？所以侍奉於私人門下就可以免除兵役，免除兵役就能遠離戰場，遠離戰場生活就安定了。給當道重臣行賄就可以得到所求，得到所求就可以安生了，這是個人利益之所在，怎麼能不去爭取呢？因而公民少了而私人門下的人就多了。
明王治國治政，就是使商工遊食之民少而且名位卑下，因為從事根本農業的人少而趨向末業遊食之民多。而今世上近侍的請托而買官賣官之風盛行，官爵可以購買而商工就不卑下了；奸人的錢財、商賈的財貨得以上市流通，商人就多了。奸人商賈囤積居奇、搜刮民財而得以尊貴，且超過耕戰之士，於是耿介正直的人少而奸商就多起來了。
以此混亂的國家的社會風氣，所謂的學者稱頌先王之道而依托仁義，穿戴華麗而又粉飾他們的巧辯，惑亂當世的法令，而迷惑君主之心。縱橫家設下詐偽，借助外力，以謀其私欲而損害國家的利益。帶刀劍的人聚集徒黨，立下節操，以顯示他們的名聲而觸犯官府的禁令。逃避兵役的人群聚集在權貴門下，送盡賄賂而請托重臣，以擺脫汗馬之勞。商工之民製造粗劣的器皿而聚不義之財，蓄積待時而謀農夫之利。這五種人是國家的蛀蟲。君主不除掉這五種蛀蟲，不養正直之士，則海內有破亡之國和滅亡的朝代，也就不足為奇了。
顯學
【原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裏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複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
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鬥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