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葬禮結束後，順治帝又掀起出家當和尚的軒然大波，他讓玉林通的弟子行森和尚為自己剃度，以表示棄天下如敝屣的決心。
順治的出家念頭在董鄂氏去世時已經萌生，但他的未了情還要用手中的權力去了結——追封董鄂氏為皇後、為她舉行隆重的葬禮，一旦把這兩件事辦妥，他就要遁入空門了。
順治的剃度，實際是一個從漸悟到頓悟的過程，從順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四在海會寺同和尚憨璞會麵後，順治又同玉林、木陳、行森等禪師頻繁接觸。這當然有爭取逃入空門士人的考慮，因為自唐宋以來，士大夫在政治上遭遇蹉跎後，往往出佛入老，以期得到心靈上的某種慰藉。
據當時在華的外國傳教士維克特·瑞奇所記：“許多忠於明朝的誌士們不願受滿洲統治而出家當了和尚，不少學者、詩人、畫家棲身寺廟。”他們中有的以“思明”為法號；有的“以忠孝作佛事”，每到崇禎忌日“必素服焚香，北麵揮涕”，十幾年如一日；也有的慷慨賦詩：“一聲長嘯出紅塵，忠孝原來是法身”，以詩言誌；還有的把時人悼念在煤山（今景山）自縊的故君——崇禎的詩文，編輯成冊，名曰《新蒲綠》。“儒之門幾無人”“率被釋氏牽之去”以及空門不空，在當時都是非常突出的。
順治先後詔令在禪門中頗有影響的玉林、木陳禪師進京論道。
木陳不僅是《新蒲綠》的編輯者，還在順治八年到舟山的普陀寺開堂說法，而當時的舟山在魯王朱以海的控製之下，其政治傾向不言而自明。木陳在進京後，被順治安排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在當時稱為西苑）居住堪稱是誌趣相投，心有靈犀。順治的博學多聞、禮賢下士，已經把木陳胸臆間的故國之思、華夷之別蕩滌殆盡。在其離京前夕（順治十七年五月）曾揮毫寫下：“惜別君王重，多愁會晤難。何由能縮地，長此共盤桓。”惜別之情、眷戀之意已經躍然而現。
“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的木陳，在南歸後還寫了一篇頗有政治色彩的文章《從周錄》，不但曲解了孔子的“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之意，還對明清鼎革的合理性進行了論證，其文曰：“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興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托首陽以自高，則已違乎周、清從違之義矣。”這一番議論，即使是降清多年的洪承疇、吳三桂等也未能杜撰得出，此木陳已非彼木陳！而木陳“以比丘尼不得為君父報仇”的告誡，更是順治期待已久的。
滿漢合作基礎的擴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禮禪也是個雙刃劍，既瓦解了禪門，使得相當一部分禪師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現實，與此同時也把順治的思緒引向了空門，他曾對木陳說過“朕於財寶固在不意中，即妻孥亦覺風雲聚散沒甚關晴”。順治甚至拜玉林為師，法號“行癡”，用現在的話也算得上是個在家修行的居士了，兼之又有董鄂氏同他機鋒問答，別有一番情趣在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