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加冕之前，眼見相國呂不韋為秦國的強盛和推進統一大業，日夜操勞，立下顯赫之功，心裏是九分高興，暗含一分不安。平叛活捉嫪毐之後，便是刑訊叛亂首領，經過5個月的審訊，從嫪毐的嘴中得知：嫪毐的入宮是呂不韋的舉薦。這個事實使得剛剛親政的秦王猛然地驚醒了。嚴峻的宮廷生活，冷酷的政治鬥爭，使他不得不對呂不韋心存戒備，以防再生不測。
在審訊的5個月中，親政的嬴政除了更加勤奮地批閱奏章，也更加手不釋卷地努力學習鑽研。他把呂相國的《呂氏春秋》一字一字地審讀，甚至是讀一句便在書房中踱步思索一番，每天還與不同的博士分別討論一兩個問題。秦王甚至親自找來呂不韋推薦的參與著書的門客討教。對《呂氏春秋》這部著作，秦王真是做到了天天讀，日日議的地步。通過學習、討論和總結，秦王政看出了呂相國編著《呂氏春秋》的用心，也分析到他和呂不韋思想觀點的異同。
《呂氏春秋》是要成為秦王政的一部治國藍圖，為解決年輕的秦王政治思想上存在的問題，而提出統治天下的理論原則和政治主張。書中提到“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這表麵上是要秦王政學習“古之聖王”，其實是要他以呂不韋為師，聽從“父”的教誨，成為仲父所期望的未來霸主，統一天下的君主。
要以呂仲父為師，也甚難矣！嬴政從14歲繼位以後，就告別了少年時代，每日學習治國之道。在先祖留下的遺產中，他發現了秦國自商鞅變法，百多年來一貫崇尚法家而輕慢儒家，形成了秦國特有的法治傳統。
秦古籍中記載：衛鞅（即後稱商鞅）從衛國入秦，遊說秦孝公的時候，衛鞅先以“帝道”、“王道”說秦孝公，秦孝公聽得昏昏欲睡，不感興趣地說：“你講的這些大道理距離現實太遠了，我急著想在生前就揚名天下，怎麼能等到幾百年之後才成就帝王之業呢？”衛鞅這才以“霸道”再說秦孝公。“霸道”講的是怎麼以法治國。尊君抑臣、獎勵耕戰、改革內政、以戰去戰、以殺去殺等現實問題。總之，講的是富國強兵之術。商鞅說得眉飛色舞，秦孝公聽得津津有味，連聲說好，從此委任商鞅變法，使秦國成了一流強國。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的百餘年中，法家的“霸術”已經形成體係，成為帝王之術，成為秦朝各代君主特有的法製傳統。
在衛、韓出生成長的呂不韋，對秦國的傳統和國情，雖然有所知，但也有所不知。由於他到處經商，四方交遊，見多識廣，對中原一帶流傳的儒、道、陰陽等諸子之說，均有接觸，所以在治國理政中，沒有尊重秦國的法統，而是明顯帶有儒、道的政治思想色彩。
粗略而言，呂不韋和嬴政的治國之道有五大分歧：
一、關於君位繼承：呂氏提倡“禪讓”、“貴公”，反對“家天下”。而嬴政則堅決貫徹“家天下”傳統，非要“家天下”、“傳萬世”不可！
二、關於地方政權的設置：呂氏主張在推行“郡縣製”的同時，仍要廣泛建立“分封製”，嫪毐就以太原郡為封邑。
三、關於君和民的關係：《呂氏春秋》攝取了儒家孟子提出的“民貴君輕”觀點，主張“順民”、“愛民”。
“禪讓”、“分封”、“民貴君輕”這些儒家的政治主張，崇法輕儒的秦王政是堅決反對的。他不僅要“家天下”，還要一家萬世傳之無窮。受封的嫪毐使他深惡痛絕，再也不能容許分封製的普遍存在。對於廣大庶民，在唯我獨尊的秦王政的心目中，不過是一群供他驅使、利用、甚至任意虐殺的奴隸。所以，他一貫堅持以“嚴刑峻法”治理百姓。
四、對於如何治理人民：《呂氏春秋》並非絕對排除法治，而是主張“刑”、“德”兼施，“德治”與“法治”並行，以“德”、“義”為主。呂氏這樣既講“仁義”、“愛利”，又講“適威”的政治主張，克服了當時法家惟法是治，摒棄仁義道德的片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