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為招納天下賢士來輔佐他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以至於達到了思賢如渴的程度。秦王對韓非的渴望，便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趙國又遭到秦軍的猛烈攻擊，被秦軍斬殺了十萬軍卒，還丟掉了平陽（今河北磁縣東南）和武城（今磁縣西南）兩座城池，損失慘重。與此同時，韓國也被秦軍刀光所籠罩。
韓之先祖與周同姓，姓姬氏，後屬晉，至韓武子為晉國大夫，受封於韓原（今山西芮城）因為以封地為姓。春秋末至戰國初，晉國公室衰微，六家卿大夫瓜分晉國政權。公元前403年，韓與趙、魏三家通過周考烈王的冊命，正式成為諸侯，晉君反而成為他們的附庸，史稱“三家分晉”。到公元前376年，三家幹脆滅掉了晉君。
韓國最先建都在陽翟（今河北禹縣），公元前375年，韓哀侯滅鄭，把國都遷到了新鄭（今河南新鄭縣），其轄境包括今山西東南部和河南的中部、南部。韓國地處天下腹心，西與強秦為鄰，東與魏國接壤，南有地廣人眾的楚國，被諸強包圍，偏偏在地勢上又無險可依，所以經常遭到其他諸侯國的攻擊，在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弱。
韓國最危險的敵人，是有“虎狼之心”的秦國。
秦國亡韓之心久矣，早就計劃要將這塊兵家必爭之地奪到手中。昭王時，範雎曾說過：秦之有韓，好像木頭裏有蠹蟲，人的心腹有疾病一樣，萬一天下有變，對秦國威脅最大的一定是韓國，應當滅了它！出於同樣的考慮，秦王政在製定統一六國的戰略時，也是決心搬掉韓國這塊擋在秦國正麵的大石頭，以肅清秦軍東進的道路。因而，韓國的滅亡隻是個時間問題。
不過，秦軍此番攻韓，並非打算徹底消滅它，其主要目的在於逼迫韓王安把一個韓國無用之人——韓非，交給秦王。
韓非，韓國“諸公子也”，也是貴族之後。他素喜“刑名法術之學”，下了很大的力氣去鑽研法家的學說。韓非曾同李斯一起在楚國蘭陵隨荀卿學習，李斯承認韓非比他學得好，造詣頗深。
韓非是個熱忱的愛國者。他親見自己的祖國積貧積弱，日益沉淪，外有強秦虎視，內有悍臣弄權，亡國之危已迫在眉睫。於是多次上書給韓王，針對韓國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係列現實問題，陳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對如何改變現狀的意見。然而，庸懦無能的韓王不識人才，根本不理睬韓非的主張。韓非滿腔的愛國熱忱被冷落，又因口吃，不善言談，於是將其所有的悲憤和憂愁皆傾注於筆端，埋頭著述。
不久，韓非的著書便流傳到秦國。當秦王政如饑似渴地讀完韓非的《孤憤》、《五蠹》時，不禁拍案稱奇，起身感慨地說道：“嗟乎！寡人如能得以見到此人，並同他一道交遊，死而無憾矣！”
這時，恰逢秦王的長史李斯入內稟事，見大王如此感慨，便向前詢問何故。秦王政請李斯閱讀案上的竹簡，並說道：“先生博學，請看案上的書簡，竟是出自何人的刀筆？”
李斯遵命披覽書簡，片刻間便抬起頭來，笑著對秦王政說：“稟報大王，此書簡乃韓國公子韓非所著，韓非同鄙人曾一道受學於荀卿先生多年，故能一望而知。”
聽了李斯的回答，秦王政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韓非到底都寫了些什麼，使心高氣盛的秦王如此興奮，並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必欲見之而後快？
韓非的政治學說，主要是在總結和吸收了前期法家思想遺產的基礎上形成的。他是一位集法家學說之大成的思想家。他的文章現存五十五篇，收集在《韓非子》一書裏。
韓非是一個君權至上論者，要求加強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內容。他的名言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所謂“聖人”，就是中央，也即是君主。所以，若欲安國，則必須尊主。因而，韓非借鑒了前期法家的有關學說，提出了更為細密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專製主義理論。
韓非自覺地站在儒家思想的對立麵上，疾呼要以法治國，同以德治國唱對台戲。他所說的法，是指由封建官府製定和頒布的成文法。法治的對象是君主馭下的所有臣民；法治的目的是要維係封建的統治秩序，保障聖人——君主對全體臣民的絕對統治。因此，韓非主張法必須嚴峻，隻有實行嚴刑峻法，老百姓才不敢犯上作亂。人們很少被火焰燒傷，是因為火焰猛烈灼熱；許多人溺斃於水中，是因為水性柔弱。嚴刑峻法就如同一盆火焰，約束臣民老老實實地接受君主的擺布，不敢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此外，韓非還鼓吹法不阿貴，賞罰嚴明，他認為聖明的君主設置官職爵祿，就是為了以此招引賢才，獎勵功臣。所以，賢能之人應任大官，拿厚祿；功勳卓著者，應當得到很高的爵位和獎賞。有多大的本事當多大的官，有多大的功勞領多厚的俸祿，主張任人唯能，任人唯才，反對儒家建立在血緣宗法關係基礎上的任人唯親的原則。在當時，韓非的此項主張有其進步意義。
不過，韓非所謂的法，是由統治者僅有的嚴刑峻法，君主還不能有效地主宰他的臣民，還必須有勢。所謂勢，是指國君的地位與權力。韓非繼承了慎到重勢的思想，認為君主一日不可無勢：夏桀為天子，能控製天下，不是因為他有賢能，而是因為他的權位崇高。堯當老百姓的時候，不能治三家，不是因為他沒有賢能，而是因為他的權位太卑下。千鈞重的東西，載在船上便漂起來，錙銖般輕的東西，若不放在船上便要沉下去；不是因為千鈞輕，錙銖重，而是由於有勢與無勢的緣故。所以韓非做出了結論：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有了勢，法的威力才能發揮出來。
勢既然這般重要，君主應當將其視為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韓非以富於形象性的語言告誡君主：覬覦君主權勢的大有人在，君主一旦失勢，即使求為匹夫亦不可得。猛虎依靠堅銳的爪牙能製服狗，若將虎的爪牙移到狗身上，老虎就被狗製服了。因此為君者應當像防賊一樣提防所有的人，越是親近自己的人越要注意，例如父母、妻子、兄弟等等，他們都可能構成對君主權勢的致命威脅。韓非在《備內》中說：做人主的若過於相信自己的兒子，奸臣們就會利用君之子以實現自己的目的，所以主父（趙武靈王）立其子為惠文王，李兌便借傅保惠文王之機，兵圍主父之宮，把他活活餓死了。為人主者若過於寵信自己的妻子，奸臣便會利用她以實現自己的目的，所以優施為驪姬等畫廢立之策，殺死了太子申生而立奚齊。以妻與子那樣親近的關係都不可信，其他人則更沒有可信的了。夫妻之間並沒有骨肉之恩，愛而親，不愛則疏。男人年五旬仍好色之衰，而婦人年三旬便花容衰減，以色衰之婦人去侍奉好色之男人，婦人即被疏遠之，輕賤之，其子的嗣子地位也會不穩固起來，因而，有些其子被立為太子的後妃夫人，便盼著君主早死才好。韓非因此建議君主時刻都高舉著屠刀，準備隨時砍向那些心存不軌者，絕不能讓親屬以及臣下搶走自己的“爪牙”，而為人所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