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自從在孝王時代任用商鞅，實行變法以來，一直是以法治國的。依法治國，本來是正確的治國方法。從春秋戰國的曆史來看，凡是實行法製的國家，在實行法製的時期，都能使國家得到很大的發展，甚至是從弱變強。而不實行法製的國家，往往倒退落後，日益貧弱。秦國能夠兼並六國，與它實行法製有著密切的關係。
但是，秦國實行的法律，有點過於嚴酷。《戰國策·秦策》一開始就評價了商鞅變法。它說：“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近親。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枉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商鞅管理秦國，法令非常有效，不講私情。懲罰的時候，不避諱強有力的大人物，而獎賞的時候，又不照顧親情。太子犯法，也要用法律來製裁太子的兩個老師，一個受了黥刑，在臉上被刺了字；一個受了劓刑，被割掉了鼻子。幾年以後，秦國就出現了道不拾遺，百姓不要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結果，秦國的軍事力量大大增強，諸侯都害怕秦國。可是，秦國的法律又過於刻薄，毫無感情可言，隻是靠強力壓服而已。
商鞅這樣做的理論基礎，是“輕罪重罰”和“以刑去刑”。他認為，隻有嚴厲地處罰輕罪，才能使人們不敢犯輕罪，當然更不敢犯重罪。實行了嚴厲的刑罰，使人們不敢犯罪，這樣才能消滅犯罪。商鞅法製的另一個特點，是不許百姓講話，隻許他們服從，批評他的人要受到懲處，稱讚他的人也要受到懲處，因為百姓根本就沒有評論的權力。
商鞅後來受到當上國王（惠王）的太子和“太子黨”的迫害，想逃離秦國，可是按照由他自己製定的嚴格法律，他連住宿的地方都沒有，到底落得被捉住車裂。這就是“作法自斃”這個成語告訴我們的故事。
以後曆代秦國國王，基本上都是實行商鞅的以法治國的辦法，並且使秦國逐漸強大起來，終於兼並了六國。如果以這種嚴厲的法律作為治國強國的工具，它是有效的，有利的。但當秦始皇統治的後期，把它作為維護自己荒淫無道的工具的時候，它就完全成了百姓的桎梏了。
秦始皇是非常重視法律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2年），嬴政剛剛完成統一大業，決定稱帝。《史記·秦始皇本紀》說，這時的秦始皇，“事皆決於法”。以後秦始皇巡遊各地，刻碑立石，幾乎每一處刻石都要提到“端平法度”“始定刑名”這一類的話。秦始皇對趙高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精通法律，並能教導胡亥斷獄。在睡虎地出土的一千一百支秦簡中，有關法律的就達六百多支，占到總數的一多半。可見秦始皇時代，人們對法律的重視程度了。
秦始皇時代的法律，是非常明確的針對“民”的，也就是對付百姓的，這從《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法律條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一條簡很明白地寫道，法律要“矯正民心，去其邪辟，除其惡俗”。
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秦始皇完全剝奪了人民的言論自由，在宣布焚書令的時候，就宣布“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連背地裏談論詩書都犯死罪。《史記·高祖本紀》記述劉邦進入鹹陽以前，屯兵霸上的時候，對秦國父老說：“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棄市。”古代“誹謗”二字與今天的意義不完全相同，它有時是貶義，指以不實之詞詆毀人，但有時也是中性詞，隻表示提意見，舜帝設立“誹謗之木”，就是供大家提意見的。而劉邦這裏說的“誹謗”，就是指提意見，而不是指“惡意攻擊”。在秦朝的時候，如果有人膽敢給朝廷提意見，就要族滅（殺）全家。
秦代百姓不但完全沒有言論的自由，也沒有行動的自由。商鞅規定，百姓出門必須持有“驗”，也就是證件，否則不得離家。秦始皇時代是否有所改善呢？《睡虎地秦墓竹簡》有一條寫道：“發偽書，弗知，貲二甲。”意思是說，官吏讓偽造的通行證混了過去而沒有發現，要罰兩副鎧甲。這條規定明白地表示，“通行證製度”在秦始皇時代不但仍在執行，而且更加嚴厲了。睡虎地所在的雲夢，是楚國故地，所以這時的墓葬不可能有秦統一六國以前的文物。專家考證，出土這些秦簡的墓，大約埋葬在秦始皇三十年。
其他方麵的嚴格規定也是很多的，如實行嚴密的戶籍製度和連坐製度。一人犯罪，鄰裏要受同樣的懲罰。
法律嚴酷，加上官吏貪暴，百姓可就苦不堪言了。所以，《漢書·刑法誌》說秦朝“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那些貪暴的官吏，隨便給人亂加罪名，百姓愁苦不堪，逃亡到山林中，成為盜賊。道路上走的，有一半是穿著囚服的“罪犯”，全國每年發生的案件在千萬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