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002年8月，是我在鄞縣越劇團工作的日子，也是我人生中最苦、最累的日子。記得滿懷喜悅去劇團，邁進大門的一刻卻讓我心裏有一種莫名的驚恐，不僅空間狹小，而且雜亂無章。每天上班全體演職員聚集在一起等著我這個業務陌生的人去安排他們的工作。理智告訴我要盡快熟悉業務，雖然自己從小也喜歡越劇，也能唱上幾段，但是在專業劇團，整個的工作流程我哪裏知曉？年底近，諸事繁瑣有待處理；春節至，演出黃金時間卻沒有上門要求演出的，一切的一切都讓我揪心。於是白天自己親自跑場次，晚上輾轉反側探索劇團發展。一個月後，事情有所調定，但是不知何時自己的兩鬢白發已悄然而至，那年我38歲。春節的演出場次破了紀錄，接下去麵臨劇團場所的搬遷，舟孟的老團部要騰給鄞州人民醫院，位於曙光的團部需要裝修，在藝校的20位學生即將畢業要來劇團上班，老演員需要分流。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解決，雖然有的事情不是我能承擔的，但是我必須去麵對的。就說老演員分流，單位無法落實，文化局一次次來劇團民意測試，甚至去演出現場。雖然都是讓她們自由選擇去留，但是牽涉到切身利益誰還能用心演出？這些留下來的爛攤子需要一次次的收拾。麵對這些我隻能腳踏實地做自己的工作，以求無愧於領導，無愧於劇團，無愧於職員，讓事實見證一切。為了保證演出質量，晚上隨團演出，演出結束自己帶頭拆台、卷電纜、扛箱子。白天我還要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去處理日常事務。在任三年，演出收入由1999年的8.5萬元/年，到2002年離開時的48萬元/年；藝術生產1999年僅4台戲，到2002年8月新增加了8台大戲；演出市場一改過去由文化局出資走市場到自己闖市場。2000年江西巡回演出半個月，8月又上北京民族文化宮演出3場、天津大劇院演出2場，極大地提高了鄞州越劇團的知名度。1999年我在五鄉鎮工作時年收入就已經3萬多了，到了劇團卻隻有1萬多點，所有待遇都跟職工一樣。那是我工作中收入最少，付出最多的三年。
致力於非遺保護
我的非遺情緣起於《三字經》的申報。2007年3月，老館長陳政和交給我一項任務，說是廣東佛山一學者提出《三字經》的作者不是王應麟而是他們那裏的歐適之，同時還在積極準備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如果我們不搶時申報，恐被別人搶走。當時，我對《三字經》缺乏研究，申報時間很緊張，一個月時間要做好市級、省級、國家級三級申報談何容易，可是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又責無旁貸。多年來對民間藝術的熱愛，讓我在重壓中接受了此項任務……
本以為這項突擊性的任務順利完成之後就結束了，誰想到寧波市文化局發起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地毯式普查。開始老館長還一肩挑，下鄉輔導上課、回收村級普查表格，都是他自己親力親為。我和其他業務幹部一樣隻是聯係其中的一個鎮。2007年底，普查進入實質性的第二階段時，省級普查開始，市文化局又決定每個鄉鎮、街道的普查成果要彙編成冊，即後來出版的《甬上風物——寧波市非物質文化遺產田野調查》，我才被確定分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說是分管其實就是光杆司令一個，我想當時誰也沒有估計到非遺會是長期性的工作，一發而不可收。
說起普查，也是鄞州區非遺工作的序幕。鄉鎮把這個普查任務當作行政命令來完成，要求達到100個項目，那就用民間故事、諺語、歌謠湊數了之。市裏不滿意退下來，重新確定標準，有些鄉鎮牢騷滿腹，抵觸情緒很強，你退下去他們就稍作修改，甚至原樣發上來。何況當時市非遺工作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明確的標準，要求一變再變，不斷調整，令文化站站長暈頭轉向不知所措，有的隻有四十多個項目就交上來了，有的看似一百多項，仔細一看不到幾十項，打馬虎眼，故意把項目分解開了，甚至一個民間故事多重命名。一個喪葬習俗分解成報喪、移屍、哭靈、澆杠、下葬、做七、關山等等十幾項，令人哭笑不得。市裏催得緊，限定時間要求出書，我這個上傳下達的“夾心餅幹”實在是痛苦極了，二十個鄉鎮、街道，上上下下、來來回回的文字稿看得我頭昏眼花。從早到晚，中午也不得休息，晚上回家吃點簡單的飯菜繼續修改整理到深夜。好在局領導重視，采納了我的建議，出台了獎勵政策，讓鄉鎮請人調查、挖掘，經費由局裏下撥，完成後方可領取。這樣總算有了點眉目，反反複複持續兩年，雖不盡如人意，但總算完工。2009年3月，《甬上風物》（鄞州卷）20冊出版，看著這些普查成果，我突然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成就感，所有委屈、疲憊一掃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