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出版的《攝影家》雜誌，第17期以全部的篇幅介紹了一個叫方大曾的陌生的名字。裏麵選登的58幅作品和不多的介紹文字吸引了我，使我迅速地熟悉了這個名字。我想，一方麵是因為這個名字裏隱藏著一位攝影家令人吃驚的才華，另一方麵這個名字也隱藏了一個英俊健康的年輕人短暫和神秘的一生。馬塞爾？普魯斯特說：“我們把不可知給了名字。”我的理解是一個人名或者是一個地名都在暗示著廣闊和豐富的經曆，他們就像《一千零一夜》中四十大盜的寶庫之門，一旦能夠走入這個名字所代表的經曆，那麼就如打開了寶庫之門一樣，所要一切就會近在眼前。
1912年出生的方大曾，在北平市立第一中學畢業後，1930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學經濟係。他的妹妹方澄敏後來寫道：“他喜歡旅行，寫稿和照相。‘九一八’以後從事抗戰救亡活動。綏遠抗戰時他到前線采訪，活躍於長城內外。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為[中外新聞學社]及[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及[大公報]戰地特派員到前方采訪。”三十年代的熱血青年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左翼傾向，方大曾也同樣如此，他的革命道路“從不滿現實，閱讀進步書刊到參加黨的外圍組織的一些秘密活動。”他的父親當時供職於外交部，不錯的家境和父母開明的態度使他保持了攝影的愛好，這在那個時代是十分奢侈的愛好。他與一台折疊式相機相依為命，走過了很多消煙彌漫的戰場，也走過了很多城市或者鄉村的生活場景，走過了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這使他擁有了很多同齡青年所沒有的人生經曆。抗戰爆發後，他的行走路線就被長城內外一個接著一個的戰場確定了下來，這期間他發表了很多攝影作品，同時他也寫下了很多有關戰爭的通訊。當時他已經是一個專門報道愛國救亡事跡的著名記者了。然而隨著他很快地失蹤，再加上刊登他作品的報刊又很快地消失，他的才華和他的經曆都成了如煙的往事。在半個世紀以後出版的《中國攝影史》裏，有關他的篇幅隻有一百多字。不過這一百多字的篇幅，成為了今天對那個遙遠時代的藕斷絲連的記憶。方大曾為世人所知的最後的行走路線，是1937年7月在保定。7月28日，他和兩位同行出發到蘆溝橋前線，30日他們返回保定，當天下午保定遭受敵機轟炸，孫連仲部隊連續開赴前線，接替29軍防線，他的同行當天晚上離開保定搭車回南方，方大曾獨自一人留了下來。他留在保定是為了活著，為了繼續攝影和寫稿，可是得到的卻是消失的命運。
在方澄敏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記憶裏，方大曾的形象幾乎是純潔無瑕，他25歲時的突然消失，使他天真、熱情和正直的個性沒有去經受歲月更多更殘忍的考驗。而經曆了將近一個世紀動蕩的方澄敏，年屆八十再度回憶自己的哥哥時不由百感交集。這裏麵蘊含著持久不變的一個妹妹的崇敬和自豪，以及一種少女般的對一個英俊和才華橫溢的青年男子的憧憬，還有一個老人對一個單純的年輕人的摯愛之情，方澄敏的記憶將這三者融為一體。
方大曾在失蹤前的兩年時間裏，拍攝了大量的作品，過多的野外工作使他沒有時間呆在暗房裏，於是暗房的工作就落到了妹妹方澄敏的手上。正是因為方澄敏介入了方大曾的工作，於是在方大曾消失之後，他的大量作品完好無損地活了下來。方澄敏如同珍藏著對哥哥的記憶一樣，珍藏著方大曾失蹤前留下的全部底片。在經曆了抗日戰爭、國內戰爭、全國解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動蕩和磨難之後，方澄敏從一位端莊美麗的少女經曆到了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而方大曾的作品在妹妹的保護下仍然年輕和生機勃勃。與時代健忘的記憶絕然不同的是，方澄敏有關哥哥的個人記憶經久不衰，它不會因為方大曾的消失和刊登過他作品的報刊的消失而衰落。方大曾在方澄敏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而且像樹根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紮越深。對方澄敏來說，這已經不再是一個哥哥的形象，差不多是一個凝聚了所有男性魅力的形象。
《攝影家》雜誌所刊登的方大曾的58幅作品，隻是方澄敏保存的約一千張120底片中的有限選擇。就像露出海麵的一角可以使人領略海水中隱藏的冰山那樣，這58幅才華橫溢的作品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一個遙遠時代的風格。激戰前寧靜的前線，一個士兵背著上了剌刀的長槍站在掩體裏；運送補給品的民夫散漫地走在高山之下；車站前移防的士兵，臉上匆忙的神色顯示了他們沒有時間去思考自己的命運；寒冷的冬天裏，一個死者的斷臂如同折斷後枯幹的樹枝，另一個活著的人正在剝去他身上的棉衣；戴著防毒麵罩的化學戰；行走的軍人和站在牆邊的百姓；戰爭中的走私；示威的人群；樵夫；農夫；船夫；碼頭工人；日本妓女；軍樂隊；坐在長城上的孩子；海水中嘻笑的孩子；井底的礦工；烈日下赤身裸體的纖夫；城市裏的搬運工；集市；趕集的人和馬車；一個父親和他的五個兒子；一個母親和她沒有穿褲子的女兒；紡織女工；蒙古女子；王爺女兒的婚禮；興高彩烈的西藏小喇嘛。從畫麵上看，方大曾的這些作品幾乎都是以抓拍的方式來完成，可是來自鏡框的感覺又使人覺得這些作品的構圖是精心設計的。將快門按下時的瞬間感覺和構圖時的胸有成竹合二為一，這就是方大曾留給我們的不朽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