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來自平凡的家庭，小時候也沒有驚人的“異兆”
有哲人說過：每個人的經曆都是一個有趣的故事。1835年9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的一間小閣樓裏，父親威廉·卡內基是個編織工，誠實忠厚，與人為善。我祖父安德魯·卡內基在本地頗有威望，睿智而富有幽默，真誠而狂放不羈，曾帶領一群人成立帕蒂米爾學院俱樂部，擔任會長，人們稱呼他為“教授”。
有關外祖父的逸聞，老人們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新年之夜，鎮上有個老婦人被窗前突如其來的麵具嚇住了。事後，她說：“那一定是安德魯·卡內基那個傻瓜。”沒錯，我祖父在75歲高齡之時，還喜歡和老朋友們開玩笑。
在我身上，至少有兩點來自祖父，一個是我的名字，一個是我樂觀的性格。在我從醜小鴨變成白天鵝的過程中，我曾多次深切地感覺到，祖父那老頑童的心態遺傳給了我，讓我有了笑看人生的能力。
我想對年輕人說，開朗的性格遠比好運更有價值，前者可以培養，足以讓人擺脫各種陰影的困擾。一個人若能笑看人生，即便做錯了事，也會立刻做出反應，而不會耿耿於懷。
我的外祖父托馬斯·莫裏森更值得大書特書，當地人都認為外祖父是最出色的演說家和最能幹的人。他編輯過蘇格蘭第一份激進主義報紙《先驅者》。外祖父曾著文談過技術教育的問題，認為動手能力很重要，更值得提倡。在文章結尾還說：“感謝上帝讓我在年輕時就學會了做鞋與修鞋。”我大概受家族影響，自己喜歡信筆塗鴉，平時樂於閱讀與勤於思考。
外祖父有敏銳的政治感，領導當地的激進黨，我舅舅貝利·莫裏森後來繼承了他的事業。我也受外祖父庇護，得到在美英格蘭裔人的友好相待。外祖父常常影響他周圍的人，如匹茲堡鐵路公司總裁法默先生後來一心向學，《大曆史》撰寫者伊本澤·漢德森也認為，自己的成功得益於曾和我的外祖父一起共過事。
《格拉斯哥報》一個作者記述過很多我外祖父的事情，他的評價很符合我的心意，他也提到我和外祖父的相似之處：“尤其讓我驚訝的是，台上的演講人，無論言談舉止，還是外貌，都像極了他的外祖父托馬斯·莫裏森。”
我的外祖母侯姬出生在愛丁堡，家教良好，但與外祖父結婚後沒幾年就不幸去世。那時，外祖父家生活富足，我的舅舅還養了一匹小馬。但滑鐵盧戰役之後，和成千上萬的家庭一樣，外祖父家瀕於破產，生活變得困難多了。
我的母親瑪格麗特，像外祖母那樣教養良好，高貴而優雅。她是一位女英雄，是我心中最神聖的秘密，也隻有我真正了解她。父親去世後，她就是我生命的全部，這本書就是要獻給我最愛的女英雄——母親。
2.三線城市有三線城市的快樂，給了我無窮的想象力
一個人的出生地，對他的性格的形成格外重要，愛丁堡的孩子大多受到當地城堡的影響，丹佛姆林的孩子則受到雄偉教堂的影響，至今能看到大修道院的遺址、國王誕生的宮殿、瑪格麗特王後的神殿以及邁爾克爾姆的塔樓。小鎮丹佛姆林俯瞰著大海，向南可以看到愛丁堡，向北能看到奧奇爾斯的山峰。那是一座浪漫小鎮，在最輝煌時期，曾是愛爾蘭的市政中心。我的童年在小鎮無憂無慮地度過，即便長大以後要麵對嚴峻的社會，也依然能強烈而真實地感受到這一點。這早年的烙印永難磨滅，即使偶爾消失，最終仍會回來，繼續發揮著影響，激發他們的思考，滿足他們的生活。丹佛姆林的孩子，誰都抹不掉大教堂、宮殿和峽穀對自己的影響。它們使他們與眾不同，使他們從不如意中迅速重新振作。我的父母就出生在這極富鼓舞性的地方，骨子裏充滿著浪漫與詩意的因子。
父親的編織生意有了起色之後，我們搬到瑞德公園的一座兩層的房子裏，父親的編織機占滿了樓下，我們則住在樓上。那時我開始記事，第一次看到一張隻有兩英寸大小的美國地圖。不久，艾肯特姨媽一家就遠赴重洋到那塊土地去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們家樓上藏著一麵非法旗幟，在一次有關穀物法的遊行中，我們家族中的激進分子曾高舉著它。有一次鎮上發生暴動，一支騎兵隊駐紮進了議會大樓，全家都因這次暴動而不安。一天半夜，我被一陣敲窗聲吵醒，一人前來通知我們說，我舅舅貝利·莫裏森因為主持一場非法集會而被捕入獄。更嚴重的是，民眾揚言要去營救他。最終，在鎮長的請求下，舅舅出麵懇請民眾退去：“如果各位是為正義事業而來，請抱起自己的胳膊。”民眾們這樣做了，舅舅就頓了頓又說：“現在，你們可以平靜地各自回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