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族裏的其他人一樣，舅舅恪守道德、遵紀守法，但又積極爭取自己的權利，是美國製度的熱心追隨者。可以想象，在君主專製和獨裁政府統治下，家庭環境對我有多麼大的影響，因此，每次談論到實行共和製度、民眾選舉代表治理國家、每人都享有權利的美國時，我都激動不已。我甚至認為，殺死國王、貴族甚至上帝，是一個人對國家最大的貢獻。
但直到多年以後，我才能自由發表言論，並對特權階層或特權者都有深刻的認識。有一段對“血統論者”的嘲諷，我十分認同：“他什麼都不是，什麼也不做，趾高氣揚但徒有其表。他不過偶然生在好家庭，他雖有家族可以炫耀，但早已像馬鈴薯一樣，躺在地下。”我始終認為，一個有才能的人應當靠自己的努力贏得一切，而不是憑借特權。我年輕時時常為此大發感慨，像一個激進分子。
其實，丹佛姆林久負盛名，也因為它可能是愛爾蘭最為激進的鎮子，連派斯萊都不能與之並提。小鎮居民以小製造商為主，他們有幾台機器，從大製造商那裏領一些編織零工，工作雖不穩定，但不受束縛。也因此，那時期是丹佛姆林最熱心於政治的年代，午飯後，時常可見鎮上的人係著圍裙，談論國事，嘴邊都掛著休謨、克伯頓、布雷德等人的名字。他們的觀點雖各有偏見，但普遍認為這個國家需要一次大變化。小鎮居民還自發組建俱樂部，訂閱倫敦的報紙，每晚讀報，並在讀報結束後發表一番評論。
人們都盼望鎮上有更多的集會。我記得在一個晚上，父親在露天集會上發表演說，人群中不時爆發出響亮的歡呼聲，我也掩飾不住自己的熱情。我告訴旁邊的一個人說演講的是我父親，他就把我舉起來放到他的肩上。
3.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發現了財富的意義
那時，蒸汽編織機已逐漸推廣，父親卻埋頭於傳統生產觀念，沒意識到這一點，結果生意慘遭失敗。危急時刻，母親挺身而出，在摩迪大街開了一家小商店，勉強維持生計，卻使我們的生活充滿希望。但令人憂慮的日子還是來了，仿佛一種頑疾降臨在我們身上。從那時起，我開始明白財富的意義，並奢望長大後改變現狀。值得慶幸的是，因為母親的辛苦維持，我們家雖然貧窮，但不困苦。
與此同時，我絲毫不提及上學的事，也讓父母頗為擔憂。他們懇請小學校長羅伯特·馬丁先生來幫忙，於是就有了我和他的一次遠行，同行的還有我的玩伴，但都已經上學了。那天回來後，我就央求父母送我到馬丁先生的學校，他們釋然不少，爽快答應。那年我八歲，入學不算晚。
從那之後，如果哪天有事不能上課，我就會很不高興，但這種事時常發生，早上打水就是這樣。摩迪大街有口水井，但供水不足，時間上也沒有規律，有時要到上午才會有水，而早有一些上了年紀的婦女堵在那裏。她們前天晚上就用廢棄的盆罐占了位子，後來的人都要排好久。時間一長，爭執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我有時也參戰，結果被人們稱為“壞小子”，也因此養成了好辯、好鬥的性格，難以改掉。
早上打水導致我經常上課遲到，好在老師能理解和原諒我。放學之後，我還會到店裏幫助母親，很多來小店的人都信任我，甚至要我保管他們的賬目。可以說，我打小就對生意有所知曉了。
不過在學校我也有苦惱。因為和馬丁先生走得近，同學們都叫我“馬丁的寵兒”，並常常拿這來取笑我。當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隻覺得令人生厭，感到遭受了莫大的恥辱。就這樣，對於馬丁先生的恩情，我除了愧疚一輩子外，再也無法報答了。
此時還有一人對我影響極大，他就是我的姨父朗德。姨父早年鰥居，姨媽西頓的去世對他打擊極大，隻有我和他的獨生子喬治陪伴他時，他才能稍稍感到安慰。他教會了我們許多東西，尤其是教我們英國曆史那段，我記憶尤深。他在開講之前，總會讓我們想象國王們都在這間屋子裏做著自己的事情。所以對我而言，約翰國王至今仍在壁爐架上簽署大憲章；維多利亞女王則在門後，膝上坐著她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