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研究中，研究者常用金融相關比率（FIR）來反映金融市場的發育情況。我們用中國2011年的數據計算得出的金融相關率為287.8%。單就數值而言，還比較高，但它不能涵蓋金融市場全貌。在金融市場的三大組成部分中，銀行間市場、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皆至關重要。但就目前的發展而言，上述市場皆相對滯後，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譬如，中國證券市場近年來一直比較低迷（2012年11月27日上證指數跌破2000點，進入了“一時代”）。從總量看，2011年全年上市公司通過境內市場累計籌資僅6780億元，比2010年減少了3495億元。其中，首次公開發行A股282隻，籌資2825億元，減少了2058億元；A股再籌資（包括配股、公開增發、非公開增發、認股權證）籌資2248億元，減少1824億。2011年，中國股票市價總值214758億元，比上年減少50665億元；股票成交金額421650億元，比上年減少了123984億元。在《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這一更為綜合的評估中，中國“金融市場成熟度”子項的競爭力指數僅名列世界第57位。盡管隻是一個宏觀概覽，但也能一窺中國金融市場之麵貌了。無怪乎人們將中國的資本市場稱為“賭場”、“政策市”。
金融發展滯後不僅停留在金融產品開發等技術層麵上，更反映在金融製度安排方麵，比如風險監管、利率管製等。敘述至此，讀者也許會問：這與未富先老有聯係嗎？回答是肯定的。事實上，國家或個人理財模式的優化不僅能提升財力、化解財務危機，也能很好地應對養老風險。以養老金為例，從國外經驗看，養老金入市是一種趨勢，長期而言能為養老金帶來較高的投資回報（蘇衛東，2012）。當然，這是以較為完備的資本市場為前提的。相形之下，中國的資本市場漏洞較多，其運行機製不足以保障養老金獲得穩健回報。這極大製約了人們的投資熱情，也使得可能的財富增值化為泡影。
四、政府財稅政策的影響
研究中國特色的未富先老，絕不能忽視政府財稅政策的影響。眾所周知，中國在1994年進行了分稅製改革，將稅收劃分為地稅與國稅，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就其實質效應而言，是一種財政集權，目的是為了增強中央財力，防止出現“諸侯經濟”。這在強化中央政府財政支配能力的同時，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地方政府，尤其是縣鄉一級的基層政府，除了日常行政事務外，還兼有社會管理事務和發展地方經濟等職能。在稅收總額既定的條件下，中央財力的擴張意味著地方財力的相對萎縮。
除2011年出現些許改變外，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中央財政收入便一直超過地方的財政收入水平。這導致的後果是，基層政府的財政壓力很大，以致某些貧困地區出現了“吃飯財政”現象。如此一來，基層政府就沒有多大財力去改善民生了，使得民生建設長期滯後。由此也可理解為什麼近年的惠民政策大多是由中央政府強力推動的。
從財政支出結構來看，事關民生的支出項目占比偏低。比如2011年的“社會保障和就業”項目支出11143.9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水平的10.23%。而在國民總收入結構中，稅收占比較大（2011年各項稅收收入為89720.3億元，占國民總收入的19.06%）。稅收比重過大無疑會壓縮民間財富，造成“國富民窮”的局麵，加重養老負擔。當然，中國政府近年也推出了係列稅改政策，目的是激發經濟活力、改善國民財富分配狀況。比如，2011年9月1日，新修訂的個稅法實施，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2011年11月1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宣布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同時對金融機構與小型、微型企業簽訂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稅等。至於這些改革措施的實際效應如何，我們拭目以待。
本節我們主要從城鄉分治與勞動力市場分割、生育政策、金融安排滯後以及政府的財稅政策等方麵探討了中國未富先老的製度性成因。誠然，現實中影響未富先老的製度因素遠不止這些，但上述因素無疑是最主要的。舍此，則不利於加深對問題的把握，更不利於解決方案的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