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來看在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的情形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狀況。盡管各個年份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有差異，但從趨勢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總體上經曆了一個先上升後下降的過程。除去2010年增長率較高的情形，這幾年的增長率都很低，2011年僅增長了0.3%。另據統計數字計算，盡管近20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一直處於上升狀態（2010年高達74.5%），但在2011年出現了反轉，該年的比值比2010年降低了0.1個百分點。2000～2011年，中國人口出生率在波動中下降，而人口自然增長率除了2005年略有上升外，便一直在下降。具體來說，2011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11.93‰，扣除人口死亡率後，該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4.79‰。相形之下，2000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則高達7.58‰。短短十來年的時間，中國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便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這預示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中國逐漸消失。換言之，“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人口紅利正在喪失。
值得說明的是，“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並不意味著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特征完全消失，而是從“無限供給”狀態轉向“有限剩餘”階段。明乎此，我們才能避免許多無謂的爭論。事實上，自2004年以來在東南沿海陸續出現的“用工荒”現象，便已向世人顯示了轉變的跡象。我們對湖南、貴州、四川等地勞務輸出情況的調研結果也支持這種判斷 。至於大學生就業難問題，主要是一種結構性現象，而非總量過剩。
也許會對中國人口增長率轉變之迅速心存疑慮。究其根由，固然有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但也不可忽略經濟因素的作用。先看經濟因素。現代經濟理論認為，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會導致個人實際工資的增加，進而導致時間的機會成本增加。這樣，人們在作生育決策的時候會更加重視自身的時間價值。據此得出的結論是：家庭規模或子女數量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減少（加裏·貝克爾，2008）。該結論與我們日常的觀察和統計數據甚為吻合。而至於計劃生育政策的時效性如何，學界早有爭論。在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持續下行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應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以應對未來勞動力供給緊張的可能性，創造新的人口紅利。
也許，有人擔心一旦放開人口政策，會帶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快速反彈，反而有悖於初衷。心存此類擔憂的朋友請思考如下兩個問題：同樣在計劃生育的國策下，為什麼2011年的人口出生率會比2000年低兩個多百分點？為什麼近些年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處於下降狀態？這可是在人口政策不發生改變的情形下發生的真實故事啊。合理的解釋是其他變量發生了變化。在這類變量中，經濟環境也許是至關重要的。誠如貝克爾所言，是經濟條件的改善提升了人們的時間價值，從而造成生育意願的降低。事實上，中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6左右，遠低於人口生育更替水平 。當然，影響人口生育狀況的還有生活成本、教育水平等因素 。概言之，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曾經為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的獲取、人口與資源環境關係的協調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原有的生育政策已不適應新的“土壤”，反而成為未富先老的政策加速器。如果一味強化或堅持既定的生育政策，人口老齡化會因此變得更為嚴峻。即使放開後，人口出生率可能會有所反彈，但空間也是有限的，不必過分擔憂。
三、金融安排滯後的影響
耶魯大學陳誌武教授在《金融的邏輯》一書中，明確表示中國金融製度的落後、金融發展水平的低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在陳教授看來，中國人的勤勞很大程度上是用去抵消製度成本了。具體到養老上，中國人向來崇尚儒家文化教義下的“人格化養老”，而忽略了金融市場建設。現有文獻也表明金融發展狀況關乎國民財富的積累。例如，金融抑製會導致窮人麵對更高的貸款利率和更低的存款利率，造成金融市場的機會不平等，使得窮人財富增長更慢，甚至陷入貧困陷阱（陳斌開、林毅夫，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