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變麗
打開詩集《西風古馬》，首篇是《青海的草》，一股久違了的神韻味道襲人而來，讓我想起了年少時閱讀“關關雎鳩在河之州”的神朗氣清，想起遙遠的唐詩氣韻，這些傳統的東西猶如銀子一樣在作品的水底隱約閃爍。“二月啊，馬蹄輕些再輕些別讓積雪下的白骨誤作千裏之外的搗衣聲/和岩石蹲在一起三月的風也學會沉默/而四月的馬背上一朵愛唱歌的雲散開青草的發辮/青青的陽光漂洗著靈魂的舊衣裳蝴蝶幹淨又新鮮/蝴蝶蝴蝶青海柔嫩的草尖上晾著地獄曬著天堂”。這幾個平淡無奇的句子，描摹細致，意境深遠，又是那樣的直白輕率，引導著我進人了一個飄逸空蒙的詩意空間。
想起青海我們首先想到的那是一個浩瀚無垠壯觀神奇的地方，那裏山脈綿延，地形多變，祁連山構成北疆的屏障，南有唐古拉山縱橫千裏，巍峨的昆侖山橫貫其中，柴達木盆地民豐物阜，勝似江南。在文化上青海又是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漢族、藏族、回族、蒙古族、土族等30多個民族，受藏傳佛教（喇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影響，有著豐富多彩的異域民族風情和奇異習俗。
踏人此地你會領略到那袒露無遺而又神秘莫測的大自然之美，正像古馬一首小詩的名字《我行其野》，詩人穿梭於西部這個遼遠蠻荒之地：“火車奔向落日誰在用一根線穿針/一座城市和另一座城市白布和黑布又被誰縫成我的襯衣”。如此生活在路上詩人古馬究竟想在時間和空間的流逝中尋找什麼？還是讓詩人自己的語言來回答我們吧：“我要翻出點什麼/我要在我彎腰勞作的灰燼中/發現一兩粒哪怕是星星的/早已忘卻了的遺骸”。對於詩人而言，生命的意義在於：“世界，我要為你生育！”詩人古馬選擇了一種民間化的生存方式，一方麵沉潛到西部民間社會形態中去，猶如博爾赫斯所說“像水消失在水中”；另一方麵立足於民間而不消融於民間，在西部文化之中自覺而清醒地培植自身的獨立意識和自由創造的稟賦，形成了獨特的個人化風格。
如果說每一個作家都有其獨特的鄉土資源和創作背景，創作背景影響著甚或製約著創作視域的話，那麼不可避免地古馬幾乎所有的詩作都打上了“西部”地理和文化的戳記。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塔爾寺，香日德、敦煌、青海湖、沱沱河、羅布爾卡、鎖陽城、雪蓮、經筒、雪山、青稞、酥油花、茶卡等等西部古文化遺存和獨特自然景觀在他的詩作中皆有出現，這些物象形成了詩歌中一部分凝定的審美意象；深山、遠水、荒野、塔寺以其寒幽空寂的色調氛圍，為詩人寄托禪思、體證人生提供了對象，同時這類審美意象在詩歌中也建構起了一個神奇遼遠的空間背景。另一部分審美意象是黃昏、落日、秋等時間維度意義之上的意象。此二者構成了古馬詩歌中的主導意象。我認為，意象作為一種象征，是思想的荷載物。一旦確定了主導意象，並能從中深掘下去，詩人在其中蘊涵的寓意也就豁然開朗了。
在《塔爾寺的菩提樹和八座白塔》這首小詩中，“喇嘛”、“塔爾寺”、“菩提樹”、“白塔”這些佛教文化特有的意象被作者引進到詩歌創作中，詩人以形象化的詩性語言曉諭了佛教的普世情懷和平等觀。大喇嘛坐在樹下講經的聲音“以牛奶和蜜的速度/滲人土地滲進樹根”，甚或把石頭都融化成水，這說明了宗教普度眾生救苦救難的思想廣施人間。在這種濡染的氛圍中，就連一隻小小螞蟻的呼救也不容忽視！“唉唉，正是這微弱的呼叫聲/形成了塔爾寺八座白塔/刺破夜空的塔尖”。這一句看似很輕，卻將整個詩篇的悲憫基調和體恤情懷展示得豐沛淋漓。“羅布爾卡隻有一個僧人：秋風/羅布爾卡隻我一個俗人：秋風/用落葉交談/一隻覓食的灰鼠/像突然的楔子打進談話之間/寂靜，沒有空隙”《羅布爾卡》。實際上這是一篇象征作品不能把它坐實到某一人物、事件上去。從羅布爾卡這個空間意象人手理解作品的寓意，似乎已是曲徑通幽的正確入口處，唯有把握這一點，才能探其底蘊。我們知道，對於心中藏有佛性種子的人來說，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青青翠竹，早是菩提。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在羅布爾卡這個西域著名的佛教園林中，此處秋風已不同於別處秋風，也成了脫離塵俗、清淨無染的“僧人”，我——塵世俗人來到這裏，“僧人”與“俗人”就構成了一種矛盾與張力，對峙和交流。佛經裏常說，人與自然的溝通是需要機緣的，心靈的照亮也隻在毫發與刹那之間。那麼，對話是如何進行的呢？落葉這一自然景物就成了“僧人”對“俗人”，智者向與愚者布道的途徑。甚至“一隻覓食的灰鼠”也沒能打破這“沒有空隙”的“寂靜”。在此詩人發現自己一腳踏進了寂靜的領地，仿佛走到了世界的盡頭，獨自擁有一片秋風和落葉，心靈的純化與頓悟達到至境。在這首詩裏詩人把山水之思，草木之情與闡述佛理和寄托禪興結合起來，以詩的形式抒寫了凡俗之人在宗教聖地所受到的精神淨化和心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