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我的樓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廣鐵路的中途。從黎明到深夜，在陽台下滾滾輾過的客車、貨車，至少有一百班。初來的時候，幾乎每次聽見車過，都不禁要想起鐵軌另一頭的那一片土地，簡直像十指連心。十年下來，那樣的節拍也已聽慣，早成大寂靜裏的背景音樂，與山風海潮合成渾然一片的天籟了。那輪軌交磨的聲音，遠時哀沉，近時壯烈，清晨將我喚醒，深宵把我搖睡，已經潛入了我的脈搏，與我的呼吸相通。將來我回去台灣，最不慣的恐怕就是少了這金屬的節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許應該把它錄下音來，用最敏感的機器，以備他日懷舊之需。附近有一條鐵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間的動脈，總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車電氣化之後，大家坐在冷靜如冰箱的車廂裏，忽然又懷起古來，隱隱覺得從前的黑頭老火車，曳著煤煙而且重重歎氣的那種，古拙剛愎之中仍不失可親的味道。在從前那種車上，總有小販穿梭於過道，叫賣齋食與“鳳爪”，更少不了的是報販。普通票的車廂裏，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雜雜遝遝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報，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雞爪，有的閑閑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論國是，但旁邊的主婦並不理會，隻顧得嗬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會的樣品，這裏便是。周末的加班車上，更多廣州返來的回鄉客，一根扁擔，就挑盡了大包小籠。此情此景，總令我想起杜米葉（HonoréDaumier）的名畫《三等車上》。隻可惜香港沒有產生自己的杜米葉，而電氣化後的明淨車廂裏，從前那些汗氣、土氣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見了，小販子們也絕跡於月台。我深深懷念那個摩肩抵肘的時代。站在今日畫了黃線的整潔月台上，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直到記起了從前那一聲汽笛長嘯。
寫火車的詩很多，我自己都寫過不少。我甚至譯過好幾首這樣的詩，卻最喜歡土耳其詩人塔朗吉（CahitSitkiTaranci）的這首：
去什麼地方呢？這麼晚了，
美麗的火車，孤獨的火車？
淒苦是你汽笛的聲音，
令人記起了許多事情。
為什麼我不該揮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親。
去吧，但願你一路平安，
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
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英文life一字，本意原為“生命”，卻兼有“傳記”的含意。中文裏麵倒難找一個字能包含這兩層意思。蘇格蘭文豪卡萊爾的名言：Awell-writtenlifeisalmostasrareasawell-spentone.隻能譯成：“寫得精彩的傳記幾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麼難求。”原文的life與one是同一件事、同一個字，中文卻隻好分譯成“傳記”與“一生”。相比之下，可見英文的語意學心理是把傳記看得像生命一般重的。
兩年前，高希均先生和王力行女士就勸我要寫自傳。他們的遠見令人感到“受寵”，但是沒有“若驚”，因為我向來沒有寫自傳的念頭。我覺得，過日子已經夠忙的了，何況還要寫文章、翻譯，哪裏還有餘力坐定下來，去寫什麼大手筆的自傳？其實我連日記也不敢寫，難得的例外是在“非常時期”，包括旅行途中，那是因為有意留下細節、信史，以供日後遊記之用。我最佩服胡適那樣的大忙人竟能維持長期的日記。寫信，是對朋友周到；寫日記，是對自己周到。我呢，意誌薄弱，對朋友、對自己都不周到。
所以當初“天下遠見”的兩位要角一提此事，缺乏遠見、卻不乏自知的我，就立刻婉謝了。
我不敢寫自傳，不但因為自知毅力不足，抑且深知茲事體大，不可輕試。美國幽默家羅傑斯（WillRogers）就說過：“要令人家破國亡，什麼都比不上出版回憶錄更厲害。”這當然是言重了。可笑的是，羅傑斯又覺得回憶錄其實不足全信，竟說：“當你記下自己本來該做的好事，而且刪去自己真正做過的壞事——那，就叫回憶錄了。”
對一位作家來說，他一生的作品就已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傳了。我國久有三不朽之說；不過立德、立功的人或許要借自傳或他傳以傳，立言的人已經有言可傳了，又何必靠自傳呢？其實一生事跡不高明的居多，何必畫蛇添足，一一去重數呢？又沒有人勉強你寫，何苦“不打自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