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天下遠見”兩要角退而求其次，說，“不寫自傳，由別人來寫，總可以了吧？”我又苦笑了，徑說，“那也好不到哪裏去，不但要提供許多資料，還得文物出土，把前朝舊代的照片全翻出來，考證年代，編寫說明。這還沒完，還得飽受寫傳人的盤問纏詰，不想說的糗事終於‘久磨成招’。”你的深院私宅，敞開前門請他進來參觀，他卻要走後門，窺邊窗，爬陽台，翻箱底，務求獨得之秘。愛好窺秘，原是人情之常，所以讀者總是站在寫傳人一邊的。我讀濟慈的傳記，發現他的身高竟然跟我相同，就感到非常親切；讀艾略特傳，發現他的第一次婚姻很不美滿，我深感同情，甚至對他的詩也更多領悟。
讀者站在寫傳人一邊，反過來，寫傳人也就成了讀者的代表，甚至是讀者派來的戶口調查員、心理醫生，甚至私家偵探；而傳主的家人呢，保密防諜的當然很多，裏應外合的也不是沒有。
我讀傅孟麗小姐撰寫的這本《茱萸的孩子——餘光中傳》的文稿時，有時驚喜，更常驚愕。“我有說過這句話嗎？”我不禁轉頭問自己的家人，又像是在喃喃自語。“你自己不說，人家怎麼會記下來呢？”太太反詰。“你是做過這件事啦！是慶元姑姑接受訪問時，告訴人家的。”女兒也來補充。於是我放棄了掙紮。既已腹背受敵，也隻好認了。
王爾德有一次對後輩紀德大言自剖：“你想了解我一生的這出大戲嗎？那就是，我過日子是憑天才，而寫文章隻是憑本事。”唯美大師一生驚世駭俗，最擅於自我包裝，但是社會畢竟不像語言那麼容易駕馭，不是佩一朵襟花、說幾句酷話就能擺平的，終於還是難逃同性戀先烈的下場。我倒覺得，一個人真有天才的話，就得省點用，應該拿來寫文章，至於本事嘛，將就湊合著，拿來過日子算了。
所以每次聽人闊談什麼“生涯規劃”之類的高調，就非常慚愧，覺得自己真是苟且極了。正如辦手續要填表，到了“永久地址”一欄，就不勝彷徨。我哪來什麼永久地址呢？似乎該填“陰府”，那未免太沉重了。也可以填“天國”，卻又樂觀得不負責任。從中文大學到中山大學，二十四年來我住的都是不永久的宿舍，“退休”就等於“退房”（checkout），哪來永久地址呢？
在沒有“生涯規劃”的苟且之下，七十年忽然已過了。雖然常常也回憶往事，甚至母親的聲音、笑容，但要我回頭大規模地檢閱一生，把七十年的歲月像一大本舊照相簿，一巨冊因緣錄、離合史、悲喜劇那樣掀來翻去，那種滄桑感卻令人難以承當。
既然紛繁而漫長的一生，我自己不敢驀然回顧，更不肯從實招來，“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就派了傅孟麗小姐來我家臥底，有信史則明查，無根據則暗訪，從頭到尾，把我的家人與親友都炒了一遍，其結果就是這本《茱萸的孩子——餘光中傳》。
為作家寫傳，方便在於有現成的作品可做根據：無論是外在的生活或是內心的感受，其作品多少都可資引證。心理學家靄利斯早就指出：“一切藝術家所作，無非自傳。”但是不便也就在此，因為作家身份的傳主如果多產，寫傳人勢必精讀詳閱，才能鞭辟入裏，把作家的風格和傳主的人格，穿針引線，交織成一個完整的生命。且不提我的評論與翻譯，僅僅是詩集與散文集，就有二十七本之多，要全部讀過，而且切題地聯係到傳主的生涯上來，實在耗時而又費心。傅孟麗小姐不辭艱辛，竟然在一年之內完成了這本傳記，令我深為感動。隻是她把我寫得太好了。讀者如能把她溢美的部分打一個對折，再將曝短的部分乘之以三，大概就接近真相了。
麵對這本傳記，我好像落入了達利的詭異畫境，不知為何，竟站在長廊的一頭，看著自己的背影投向另一端的遠景，又像是在看自己主演的不太連貫的連續劇，一段又一段的前文提要，有時倒帶，屢屢停格。這，就是我嗎？不禁自問，但封麵明明說是我的傳記。
當日母親懷孕，是在重九前一日隨眾登高，次日淩晨生下了我。她所登的是南京棲霞山。今日恐怕有許多人不知道，重九日為何要登高了。這風俗已經行之近兩千年。梁朝吳均在《續齊諧記》中說：“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係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