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重九，都不由我不想起這美麗而哀愁的傳說，更不敢忘記，母難日正是我的民族靈魂深處蠢蠢不安的逃難日。書以《茱萸的孩子》為名，正是此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於西子灣
兩張地圖，一本相簿
一
我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的嶽父，雖然他給了我這麼一個好妻子。他去世很早，隻有三十九歲，留下的孤女，我存，當時也隻有七歲。所以給我的印象止於嶽母與我存之間零星的追思，加起來也隻是遠距離鏡頭的朦朧輪廓：隻知道他早年畢業於東南大學，參加勤工儉學留學法國，後來在浙江大學任生物係教授。抗戰初年，隨浙大遷去貴州的遵義，但因其地陰濕，不適合他養肺病，乃應四川大學之邀，想北上成都，卻因病重滯留在樂山，不久便逝於肺病。
抗戰時期我存與我都在四川，她在大渡河彙岷江的樂山，我在嘉陵江入長江的重慶，兩人並不相識。表兄妹初見，是在南京。從那時到現在，兩人之間半世紀之長的對話，一直是用川語。五十多年的川語川流不休，加起來該比四川更長了。
就是用沒有入聲的川語，她常會向我述憶樂山。那是她的小學時代，印象最深。她最樂道而我也最樂聞的，是岷江岸邊的那尊大佛，遠在江上就龐然可見。她說那佛像又高又大，樂山人都傳說，要是漲水淹到佛腳，樂山城就會淹水了。有一次在沙田，她又對朋友們誇說佛像之大：
“連佛的耳朵——”她正要形容。
“——都藏了一座廟！”我接口說。
朋友們哈哈大笑。
二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旬，我去四川大學訪問。演講與座談之餘，易丹教授陪伴我們夫婦南下，去眉山瞻仰三蘇祠，並重遊樂山。
到樂山已經天晚，第二天早上才去朝拜大佛。佛像雕在岷江岸邊的石壁上麵，坐東朝西，在岸上反而難見法相。易丹帶我們登上遊艇，放乎中流，好從江麵上遠遠仰觀。那天十分陰寒，江風削麵，帶著腥濁的水汽，天色灰茫茫的，水色也混沌不清。江上看佛，仍需頗大的仰度，約莫二十層樓高。雕的是彌勒佛坐像，佛手按著雙膝，麵容寧靜中含著慈祥，據稱是唐朝開元年間所建，石色年湮代久，也是灰沉沉的，與陰天一般黯淡。
遊艇在江上巡禮了一圈，把乘客又還給了岸上。我們到佛腳下又舉頭伸頸，仰瞻了一番。佛腳大而厚實，上麵簡直可容百僧並坐誦經。想起“臨時抱佛腳”的成語，不禁可哂。曬穀場這麼大的腳背，怎麼抱法？
接著我們跟隨眾客，沿著巨像左側的貼壁石階，奮力仰攻，攀天梯一般一級級向崖頂爬去。好不容易爬到佛臍的高度，抬頭一看，彌勒佛的下巴仍在半空，並不理會我們，地藏菩薩卻早已在下麵扯我們後跟。漸漸，爬近了佛乳、佛肩，覺得那一雙狹長的法眼隱隱在轉眼，轉向僭妄的我們。此刻我們的惴惴不安，頗像幾隻小老鼠偷上佛龕，在凱覦油燈一樣。終於，攀到佛耳近旁了。單是那貼麵的耳垂，就比人還高。不過耳窩之大足可棲僧，還不能藏廟。
從彌勒的兜率天下來，易丹又帶我們回樂山城，去尋找我嶽父的墓地。
半世紀來，我存對父親的孺慕耿耿，渺無依附，除了一本色調灰黃的老照相簿，和兩張手繪的地圖。地圖是用當年的航空信紙畫的，線條和文字都精細而清楚，不可能是七歲女孩的手跡，當是嶽母所製。一張是樂山城區，呈三角形，圍以城牆，東城是岷江南下，城南是大渡河西來，會合於安瀾門外。另一張則是墓地專圖，顯示嶽父的墓在城西瞻峨門外的胡家山上，坐北朝南，背負小丘，麵對坡下的大渡河水。
這兩張地圖折痕深深，現在正緊握在我存手裏，像開啟童年之門的金鑰。但是像許多地圖一樣，上麵繪的不僅是地理，更是時間。在這多變的世界，哪一張地圖是合用五十年的呢，哪一個地址是永久地址？不要說上海大變特變了，連上海人出門都會“欲往城南望城北”，就如樂山這樣的邊城，也早已變得滄桑難認，不可能按圖索墓了。
易丹皺著眉頭，把兩張舊地圖跟樂山市區的新圖，左顧右盼，比對了許久，才遲疑地說：“這胡家山在新地圖上根本找不到了，哪，應該就在這一帶了，變成師範學校的校園了。”
我存俯看地圖，又仰看山坡上屋樹掩映的校園說：“那就開進去吧，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