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型車在師範學校的校園裏左轉右彎，哪裏找得到什麼墓地，更無任何碑石為誌。不過整個校區，高高低低，都在山坡上麵，坡勢還頗陡斜，應該就是從前的胡家山了。一連問了幾個路人，都不得要領。最後有人建議，不妨問問老校工。那老校工想了一下說：“以前是有幾座墳墓的，後來就蓋了房子了。”他指指坡上的幾間教室，說好像就在那下麵。
我們的車在教室對麵的坡道旁停定，我幫著我存把帶在車上的一束香點燃，插在教室牆外一排冬青的前麵。我和易丹站開到一邊，讓我存一人持香麵壁，吊祭無墳可拜無碑可認的亡魂。那天好像是星期天，坡上一片寂靜，天色一直陰冷而灰淡，大渡河水在遠處的山腳下隱隱流著。幸好是如此，要是人來車往，川流不息，恐怕連亡魂也感到不安了。
我存背對著我們，難見她的表情。但我強烈感到，此刻在風中持香默立的，不是一個六十五歲的堅強婦人，也不是我多年的妻子，而是一個孤苦的小女孩，牽著媽媽的手，來上爸爸的新墳——那時正當抗戰，遠離江南，初到這陌生的川西僻鄉，偏偏爸爸倉猝間舍她們而去，隻留下母女二人，去麵對一場漫長的戰爭。想想看，如果珊珊姐妹在她這稚齡，而我竟突然死了，小女孩們有多麼無助，又多麼傷心。
易丹在旁，我強忍住淚水。卻見我存的背影微微顫動，肩頭起伏，似乎在抽搐。
易丹認為我應該過去“安慰師母一下”。
我說，“不用。此刻她正在父親身邊，應該讓他們多聚一下，不要打斷他們。其實，能痛哭一場最好。”
三
我存雖然不時提起她的父親，更愛回憶戰前她家在杭州的美好歲月，但是吉光片羽，總拚不起完整的畫圖。畢竟父親亡故，她才七歲，至於杭州經驗，更在她六歲以前，有些記憶恐怕還是從母親口中得來。
不過那兩張地圖和一本照相簿卻是有憑有據的信史。那照相簿在三十年代應該算是豪華的了。篇幅二十五公分乘十九公分，封麵墨綠燙金，左上端是金色大字Album，右下角是漢英對照的金色小字“杭州聖亞美術館製”。裏麵的照片有大有小，大的像明信片大，小的幾乎像郵票，當然一律黑白，不過大半保存完善，並不怎麼泛黃。我存小時候的照片，獨照和跟父母合照的，有十幾張；其中有的很可愛，有的豆蔻年華，竟已流露早熟的情韻，“我見猶憐”，有的呢照得不巧，隻見羽毛未豐，唉，隻能算醜小鴨了。
最令我著迷的卻是她父母的合影，尤其是在新婚時期。有一張是在照相館所攝，背景是厚重的百褶絨幕，新婚夫妻都著雪白的長衫，對襯鮮明。新娘坐在靠背椅上，兩腳交叉，兩手也文靜地交疊在膝頭，目光灼灼，凝視著鏡頭。新郎侍立於側，一隻手扶著椅背，戴著渾圓的黑框眼鏡，身材高挑而文弱，一派五四文人的儒雅。那正是我無緣拜見的嶽父範賚，但是嶽母似乎一直以他的字“肖岩”相稱。
當時的讀書人似乎都戴這種圓形細邊的黑框眼鏡，不但徐誌摩如此，梁思成如此，細細想來，西方的文人如喬伊斯也是這麼打扮的。不知為何，現在看來卻感到有些滑稽，也許是太圓滾了，正好把眼睛圈在中央，像是貓頭鷹。至於嶽母的坐姿與手勢，似乎當時的淑女都應如此，才夠Lady-like。更有趣的，是她的烏發是頭頂向左右分梳，分發線就在頭的中央。民初的女子也常見如此梳發，林徽音在許多照片裏也是這發型。嶽母老來一直容顏清雅，年輕時候原來豐滿端麗，真是一位美人，加上當日的衣妝與發型，竟有幾分像林徽音。
照相簿裏有一張多人的合照，隻有兩張名片大小，半世紀後已略發黃，更因鏡頭是中遠距離，人物隻有三公分高，要一一指認，不很容易。我存可能曾向我簡述，那是留法同學會某次在杭州聚會，也可能說過其中一人是林風眠，為她父親好友。不過後來我淡忘了，因為早年我一直不曾體會林風眠乃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大畫家，而晚至七十年代末期，連大陸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香港版，也未列林風眠、傅抱石、李可染的條目。
一九七六年“文革”總算結束了。次年十月底林風眠才擺脫了冤獄的陰影，從上海去了香港，直到一九九一年在港病逝，沒有再回大陸。他去了香港後，又設法為義女馮葉申請出境，一九七八年馮葉乃能赴港與義父相聚，並陪侍他度盡晚年。林風眠擅長的仕女主題，頗有幾幅的眉眼情韻就似乎取材於馮葉，畫得分外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