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某些散文家，對於英美散文的認識，似乎到十九世紀的蘭姆、卡萊爾、安諾德、佩特諸公便為止了。對於二十世紀的新文體，對於喬伊斯、福克納、海明威、勞倫斯、湯默斯·吳爾夫、斯泰茵等在文字上的革命，他們似乎完全茫然。他們似乎迄未覺悟：“作家功在表現，不在傳達。”他們的結構仍停留在平麵的時空關係上，而敘述仍作直線的進行。他們的散文，在最庸俗的層次上，往往一麵自憐，一麵誨人。在文體上，歐化一點的，往往敷衍成一種邊說邊歎的“閨怨腔”；土一點的，往往拚拚湊湊，織補成一種自命警語的“偽駢文”。而這一類的散文家，無論真正的性別為何，在文體上一律是最低意義上的“陰性的”（feminine）。
事實上，我們的散文作者，包括小說家在內，很少在文體上表現出“陽性的”（masculine）氣質，這和西洋的現代文壇，形成了一個顯明的對照。我們的文壇向來呈現一種陰盛陽衰的景象：不少女作家固然是一片閨怨腔，即連男作家們，也有許多是滿篇脂粉氣的。
我在散文上努力的方向之一，便是要洗滌這股窒人的脂粉氣。我認為散文可以提升到一種崇高、繁富而強烈的程度。不應永遠滯留在輕飄飄軟綿綿的薄弱而鬆散的低調上。我認為散文可以做到堅實如油畫，遒勁如木刻，而不應永遠是一張素描，一幅水彩。現代散文應該在文字的彈性、密度和質料上多下功夫；在節奏的進行上，應該更著意速度的控製，使輕重疾徐的變化更形突出。標點，對於一位現代散文家而言，不但功在表明文義，抑且可以主動地調整文句進行的速度。一個有才氣有膽識的作家，不妨更武斷地使用標點。所謂“武斷地使用標點”，包括在需要緩慢進行時多用標點，在需要高速進行時少用，或者完全省略。至於文字本身，則應該盡量作“最有效的”選擇與安排，使字的音與義化成一體，而達到最大的暗示性。
一個現代散文家，應該在追求更高的效果時，勇敢地打破文法的警律。去年十一月底，我在台大舉辦的“左右手演奏會”上。曾經提出“卡旦薩”一詞，解釋自己在散文藝術上的一項試驗。所謂“卡旦薩”（cadenza），原來是西洋音樂的名詞，有人譯成“裝飾奏”。我不願用“裝飾奏”的譯名，是因為“裝飾”予人以浮華之感，而且“奏”字不適用於聲樂。所謂“卡旦薩”，是指通常排在獨奏樂或獨唱樂尾部，一種自由抒發的過渡樂句或樂段，其目的在表現演奏者或歌唱者的熟練技巧。在抒情散文的創作中，我借用“卡旦薩”一詞，來形容一篇作品達到高潮時興會淋漓的作者忽然掙脫文法和常識的束縛，吐露出來的高速而多變的句子。其效果，接近協奏曲或詠歎調的“卡旦薩”，也類似立體主義繪畫中的疊影。例如下麵這樣的句子：“戰爭燃燒著時間燃燒著我們，燃燒著你們的須發我們的眉睫”；如果改成“戰火燃燒著時代，也燃燒著我們，同時也燃燒著你們的須發和我們的眉睫”，意思是更明顯了，文法也通了，隻是強烈的效果完全喪失了，因為不但節奏鬆了，意象也散了。我所要追求的現代散文，就是這種把螺絲釘全部上緊了的富於動力的東西。
五
翻譯和批評各自成為一個天地，本文的篇幅不允許我一一詳述。兩者至少有一點相同；那便是，高級的散文修養。事實上，寫一手好散文，應該是一切作家和學者的必要條件。要做一個夠格的翻譯家，至少還應有三個條件：語文的知識、才氣、經驗。紀德曾經說過：每個作家都有責任就自己的才具和氣質至少選譯一部外國作品，以充實他本國的文學。我非常讚成他的意見，因此甚為惋惜一些有資格翻譯的作家（例如王文興先生）迄今猶不肯分出一部分時間來從事這種工作。至於我自己，一直對於翻譯具有很濃厚的興趣。對於我，翻譯一篇作品，等於進入另一個靈魂去經驗另一種生命，然後將那種經驗轉授給未去過的朋友。假以時日，我希望能將《白鯨記》譯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