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的現代詩人，幾個終身都在逃避上述這種統治了英詩節奏好幾個世紀的“抑揚格”。從葉慈到狄倫·湯默斯，仍然是繼承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唱”的傳統。美國詩人似乎自由一點，從惠特曼起，便漸漸建立起“說”的傳統。從巴斯特斯、桑德堡、威廉姆斯，一直到金斯堡，都有意走“說”的一途。即使佛洛斯特，表麵上雖然在“唱”，實際上卻往往在“說”。
我國的現代詩人，似乎也需要逃避韻腳、對仗和“湊雙”的傳統影響。五四初期的新詩人，往往僅在字麵上用了白話，而未在節奏上鍛煉口語，也就是說，仍然在“唱”，而不“說”。身為中國人，隻要一動筆，那些四言而對仗的句法便滔滔而下，結果是滿紙的“花香鳥語”和“秦宮漢闕”。這便是中國式的唱。我的詩，在節奏上，仍然以“唱”為本。使它多少免於陳腔的，應該是它揉合中英“唱”法的新“唱”法，而且有時兼“唱”兼“說”，有時在“唱”的框子裏“說”。我發現最後的安排甚為有趣，美國的女詩人莫爾（MarianneMoore）便常設計一些分段布行皆其有秩序的詩型，使它看來像“唱”，而聽來像“說”。我想，我的詩所以能有一些讀者，“唱”是原因之一。但是，要在節奏上不斷求新，似乎應該多試驗“說”的可能性，或者在“唱”與“說”的調和上多下功夫。
四
因為習於寫詩，我的散文頗接近詩。非但抒情的散文如此，就是論評的散文也不時呈現詩的想象。盡管有些朋友，例如於梨華女士，認為我的散文勝於我的詩，而另一些朋友，例如周棄子先生，隻承認我的散文而絕口不提我的詩，我自己始終認為，散文隻是我的副產品。詩是我的抽象畫，散文是我的具象畫。詩是我的微積分，散文是我的平麵幾何。
對於散文，我相信；對於詩，我迷信。我始終迷信詩是更接近神也是更表現靈魂的一種冒險。寫散文，是“謀事在人，成事在人”。寫詩，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可以早晨坐在書桌前麵，對自己說：“嗯，今天我要寫一篇三千字的散文。”當天晚上，你可以打電話給編輯，說他要的稿子已經撰好。例如三千多字的《莎誕夜》，便僅是一夕之功。寫詩，你怎能這樣瀟灑？有時為了一字未妥，你奮力追捕，如獅子搏兔；有時為了一個飛躍的意象，你苦坐了一整天，結果一隻翅膀也孵不出來。
我第一篇比較像樣的散文，是一九五二年底發表在“中副”的《猛虎和薔薇》。之後，我寫了不少論評的文章，但是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去愛奧華讀書，才寫出像《石城之行》那樣的作品。那樣的作品，包括後來寫的《鬼雨》，《莎誕夜》，《九張床》等，我無以名之，名之為“自傳性的抒情散文”。
我不願意稱那些作品為什麼“抒情小品”，因為它們的密度顯然要大得多，所以給讀者的感覺也比較醇、厚、重。所謂密度，是指內容的分量與文字篇幅間的比例，比例大者，密度也大。目前文壇上似乎流行著一種看法，以為所謂“抒情小品”隻要寫得平平順順，幹幹淨淨，予人一種什麼輕飄飄的感覺就行了。胡適表示欣賞一個作家的散文時，總愛說些什麼“五百多頁的一本書，我一口氣就讀完了，可見你的白話文真夠流利痛快，讀下去毫不費勁”之類的話。沒有什麼比這種“散文觀”更為膚淺而且誤人了。也許莫姆的小說可以一口氣讀完五百多頁，但是我們不妨去讀一讀真正的散文大師如喬伊斯和福克納的作品，看我們能不能一口氣讀五頁，僅僅是五頁？比起那些“聞別人的字，造別人的句，說別人的話”的散文家來，五頁的喬伊斯給我們的東西，千百倍於他們的五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