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詩的隻一個非難，是所謂“難懂”。好像詩應該像流行歌曲那樣，一聽便入耳一般。又好像古典詩是篇篇都易解的。在中國，是否人人都懂杜甫、韓愈、李賀、李商隱、黃庭堅的作品呢？白居易的“此時無聲勝有聲”，意境接近濟慈的“Heardmelodiesaresweet？butthoseunheardaresweeter．”請問，有幾個老嫗能解呢？在英國，又有多少讀者懂得鄧約翰和白朗寧？丁尼生曾經訴苦說不懂白朗寧的《索爾德羅》。拜倫也曾宣稱，隻有妄人才自命了解華茲華斯的《遠足》。在現代，兩位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大詩人，葉慈與艾略特，都是以“難懂”出名的。要“懂”他們的詩，必須在學問上作相當的準備，同時，更重要的，在想象上必須受相當的鍛煉。要講他們的詩，所耗的時間，往往數倍於桑德堡或梅士菲爾。但學生興趣的濃度，也往往增加數倍。在最嚴肅的意義上說來，一首傑作，尤其是一首新的傑作，是對於讀者品鑒力的一項挑戰，也是對他的想象力的一次訓練。
我的作品，在現代詩中，不能算是“難懂”的一種。“難懂”是有程度上的區分的。某些詩人甚至嫌我的詩太“好懂”，但那些“好懂”的詩，對於許多讀者卻成為“晦澀”。以一月十七日發表在“中副”的《母親的墓》為例，許多讀者（包括一個女孩子，一個陸軍上尉，一個文學批評的教授）都認為可解，但是當我向父親提議，要把它刻在母係的墓碑上時，老人家便麵有難色了，因為他認為那首詩晦澀難解。經我加以解釋，且再三堅持，那首詩才上了碑石。在台灣，也許它是刻在碑石上的第一首現代詩。
我的詩，當然也不是都像那樣易懂的。不止一次，在演說之後，有聽眾問我：一個詩人在創作時是否考慮到讀者能否接受的問題？我的答複恒是：對的，他或多或少會想到這一點，但是他在辛苦經營之際，最關切的一點，毋寧是如何將他要表現的，表現得夠味道，夠強烈，夠完美。有時候，他為了要表現得更強烈，甚至寧願犧牲一點明朗。而所謂“明朗”也者，應該是“雲破月來”，是“柳暗花明”之境，而不是內容單調的一目了然。
三
我的詩觀一直在變化之中，正如我的詩。可是無論它怎麼變，我恒相信內容與形式的相互依賴，不容分割，正如心靈與肉體的不可分割一樣。一個真正的詩人知道：沒有內容的形式隻是韻律的練習，不講形式的內容隻是一種原料式的思想和感情而已。詩中有畫，但詩並非畫；詩自有音樂性，但詩並非音樂；詩中不妨富於哲理，但詩並非哲學；詩可以反映現實，但並非政治或社會工作。
我始終相信：詩是一種高度綜合的藝術。在內容上，它是思想、情感、官能經驗的綜合。在形式上，它是意象和節奏的綜合。這兩種綜合複以文字為媒介，因為文字一方麵有意義，另一方麵有音樂性和圖畫性，可以溝通內容和形式。一首成功的詩，必然是綜合的。有些作者過分強調某一因素而忽略了其他的因素，結果是產生了畸形的作品。過分強調思想，便成了談玄或說教，成了可厭的宣傳。過分誇大情感，便成為傷感（sentimental），過分側重文字，便成為修辭（rhetorical）。同時，我也不信任偏愛音樂性的所謂“純詩”（lapoésiepure），或是偏愛視覺效果的所謂“圖畫詩”。
可是，詩和音樂的關係，仍比它和繪畫的關係來得密切一些，因為畢竟詩和音樂都是時間的藝術。至少，一落言詮，便不能無聲，聲音延續，便不能不成節奏，但是一首詩往往可以曆經數句而不呈任何畫麵或動作。例如“生年不滿百，長懷千歲憂”兩句，便是如此；正如一個人可以暫時閉上眼睛，但不能停止呼吸一樣。節奏確實是詩對詩人的一個不斷的挑戰。某種類型的節奏，重複久了，敏銳的詩人一定要將它揚棄，去創造新的節奏。我國的一部詩史，從四言到五言到七言，從詩到詞到曲，幾乎就是節奏的發展史。
現代詩的節奏，雖然異常繁複，但可以簡化為“唱”和“說”兩個類型。所謂“唱”，是指較為工整而規則的音樂性；而“說”是指近於口語的自然起伏或疾徐的腔調。也就是說，前者近詩，後者近散文。我國古典詩的節奏，句法整齊，平仄協調，韻腳鏗鏘，完全是“唱”。西洋的古典詩亦如此，一個例外是“無韻體”（blankverse）。“無韻體”免於韻腳的拘束，可以大量運用“待續句”（runonline），所以節奏較近於“說”；但因仍需顧及“抑揚五步格”（iambicpentameter）的規則，結果是介於“唱”與“說”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