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經驗
本來我就不應該寫這樣一篇文章的。一個作家隻有到垂暮之年，著作等身，得失之間，寸心了然，才有資格談談他的寫作經驗；到了這種時候，他才能將創造的藝術，有係統地歸納起來，留供青年作者們參考。例如英國名小說家毛姆（WilliamSomersetMaugham）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他那本經驗之談《總結》時，已經六十有四，作品的單行本也有三十幾部了。一個作家到了喜歡談經驗時，他的生命之中已經回顧多於前瞻，換句話說，他就是一個“老作家”了。我想任何真實的作家都不願被人尊為“老作家”的。據說曾經有人問西班牙大畫家畢加索（PabloPicasso）誰是新人，畢加索立刻回答道：“我就是。”畢加索不認老，不停止創造，也許將來臨終時，他還會為自己的墓設計一種新的形式呢？這種永遠求變的普洛提厄司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喝采。
我之不願意寫什麼經驗之類的文章，也是這個原因。我希望自己即使到了七十歲，也有二十歲的作者來和我討論創造的藝術；我希望將來老時，自己的作品被握在讀者手中的時候多於被供在書架上的時候。
可是究竟我有沒有寫作經驗呢？當然是有的。十多年來，我曾經寫過詩，讀過詩，譯過詩，編過詩，評過詩，也教過詩。和詩發生過這麼多種的關係，不論結果是成功或失敗，經驗總歸是有的，那麼，現在各位讀者就把我當作一個好朋友，讓我們來談談詩的創作吧！
首先，讓我們談談一首詩創作的過程，也就是說，一首詩如何從作者的心底長途跋涉而到達他的筆尖。我們時常聽人說起：一個成功的作家，必須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又時常聽人說起：一個成功的作家，必須耐得住長期的寂寞。如是則一個作家既要和社會（亦即現實生活）有密切的接觸，又不得不和社會保持適當的距離，這不是很矛盾麼？不是的。一個作家在體驗生活時，他必須和外界有夠深的交往，但是當他想把這種體驗變成藝術，形諸文字時，他必須回到自己的內心，作一番整理、消化、醞釀、成熟的工作，然後生活的原料才能經加工變成藝術的成品。
現代詩是反浪漫主義的，因為浪漫主義的詩人在體驗生活時，既缺乏適度的清醒的客觀（沒有作家可能絕對的客觀，也無此必要），在處理這些體驗時，又缺乏適度的醞釀過程。因此浪漫主義的詩（像徐誌摩的大部分作品）往往是情感發泄，而不是進一步經升華作用後的有所選擇的美的創造。許多讀者（包括許多實習寫詩的作者）往往將尚呈原料狀態的自然（無論是作為物質自然的風景，或是作為精神自然的感情）誤認為藝術，以為一首詩中出現了薔薇、月光、森林，或者呼喊些愛情、憂鬱、沉醉等等，就是美的商標，詩的要素了。這是非常錯誤的。這些東西之不等於詩，正如桑葉之不等於蠶絲。藝術和自然的距離恰恰等於詩人和非詩人的距離。自然是混亂的、粗糙的，必須經過整理，始有秩序；經過加工，始見光彩。柏拉圖所謂詩人隻能模仿自然，是錯誤的，相反地，詩人能補自然之不足，正如女媧氏能煉一塊又一塊的五色石去補天一樣。
華茲華斯曾說：“詩來自沉靜時回憶所得強烈情感之自然流溢。”此語頗合我國“痛定思痛”的原理。所謂“痛定”，所謂“沉靜時回憶”，都是相對於情感之醞釀而言。當我們正在身受情感之際，由於缺乏此種必要之美感觀賞距離，很容易會將它誤解為美的本身，訴之於詩，乃成為情感之宣泄，思想之說理，頗有日記之功用，毫無藝術之價值。有一種流行的錯誤思想，以為詩人之異於常人，在於他有過人的“豐富感情”，幾乎以為濫用感情是詩人的特色。事實上，詩人的感情不見得比常人豐富，甚至恐怕不如晚報上的新聞人物那麼豐富。詩人異於常人，不過是他能超越那種感情，能夠駕馭它、整理它、觀察它、導它向合適藝術表現的一麵去發展，蕪雜的使它澄清，模糊的使它突出，稚嫩的使它成熟，然後才談得上製成藝術品。
詩人究竟是用什麼將自然的原料化為藝術的成品呢？首先，他當然要有原料，他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但這隻是起點。在處理這些經驗時，他必須另具豐富的麵目是創造的想象力（creativeimagination），才能決定經驗之中，何者應留，何者應舍，何者應加深，何者應修改；才能決定現實經驗與想象間化合的比例；才能使作品異於曆史或新聞。然而這種想象力應該是有建立秩序的功用之創造想象，而不是胡思亂想，此亦詩人之有異於瘋人之處。也就是說，無論如何想象，詩人必須使他的想象增強一首詩總的效果，而不得分散或減低直覺的專注。例如一個詩人寫“瘦”：他可以說“瘦得像一根柴”，也可以說“瘦得像長頸鹿”，然這些都似乎是平麵的，僅止於外表的形象。但如果他說“瘦得像一隻病蜘蛛”，當然較生動，如果他說“瘦得像耶酥的胡子”或者“瘦得能割斷風，但割不斷鄉愁”，那意象遂由平麵而立體，由形態而精神了。創造的想象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