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驗的處理和想象的發酵作用，有一部分可以得之於修養。學問（書本中的和書本外的）可以使一個詩人自其他詩人、作家，或任何事物學習這些技巧。學問愈廣，著眼點愈多，手法愈富變化，也愈明取舍增減之道。學問夠的詩人，一旦麵臨某種生活經驗，幾乎很快就可以知道，前人曾有過幾種處理的手法，成功或失敗到何種程度，因而可以試用別的新手法來處理，或利用舊手法與新手法交織而成。學問不夠的詩人不知要浪費多少功夫在別人已經失敗的路上。
學問可以力致，想象半藉稟賦，但可以稍稍加以訓練，經驗則俯拾皆是，隻看你留心吸收及努力消化的程度而定。有了經驗的充分原料，經時間的過濾與澄清，再加想象的發酵作用，最後用學問（包括批評的能力）來糾正或改進，創造的過程大致如此。至於什麼嗅爛蘋果、用藍色稿紙、捧女人的腳等等怪癖異行，那是因人而異的習慣，不足為憑。至少以我而言，我不要煙酒，不要咖啡，不要任何道具，除了一支筆，一疊紙，一個幽暗的窗。
一九六一年一月
六千個日子
一
在“中副”發表第一首詩，迄今已有十六年了。竟然已有十六年了！想起來，真是令人“愴然暗驚”。十六年，應該不算太短的日子。因為一個世紀已經過了將近六分之一；因為我們圍著老太陽已經又繞了十六個圈子；因為六千個日子已經使少女變成婦人，婦人變成老嫗，而當我對大三班上的大孩子們提起自己的“少作”時，他們臉上的表情，已經非常之茫然而又茫然了。
許多作家的創作生命，不幸，連十六年也不滿。濟慈的，前後不過七年。藍波的，據說更短。這十六年來，包括前後在美國的三年，我似乎還未曾向繆斯請過假。如果可能，以後我也不準備向她請假，直到耄耋。在這六千個日子裏，我的產量不算多，比起濟慈；也不算少，比起浩司曼。盡管如此，有一本外國的刊物曾經稱我為“最多產的詩人”。我的總產量，到現在為止，究竟有多少，自己也無法統計，因為發表過的作品，並未完全剪貼，何況整本的剪貼，也曾經遺失過，更何況有些作品，為了各種原因，當時不曾發表，事後也就湮沒了。保留一點的估計，我的總產量應該包括三百五十首詩（其中包括六百行的《天狼星》，一百五十行的《敲打樂》等七首長詩），和四十五萬字的散文。在翻譯方麵，我大約譯了二百六十首詩（包括英譯中與中譯英），十萬字的論評，廿二萬字的書簡，三萬字的戲劇，四十萬字的小說。兩者合計，至少有六百首詩，一百二十萬字的散文；如果全部印成專集，大概有十六種詩集，九種散文小說戲劇集。此外，我用英文寫的論評和序言之類，約有三萬多字。可望於年底寫完的《李賀評傳》約有七萬字。
二
開始寫所謂的“新詩”，已經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正在讀高中，一麵也試著寫一點所謂“舊詩”，當然，兩種試作都是不成熟的，因為那時我根本無所謂自己的“詩觀”，隻感覺有一股要寫的衝動罷了。開始在報上發表作品，是在廈門，那時我在讀廈門大學外文係二年級。可是自命為“新詩人”，正式努力創作，而且經常在報刊上發表作品，仍是一九五〇年夏天來台以後的事情。從一九五〇年秋天起，到一九五八年秋天去美國留學為止，我經常在“中副”發表詩作。此外，經常刊登我的詩的出版物，先後有《藍星周刊》、《藍星詩頁》、《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文星》、“聯合副刊”、“中華副刊”，“新生副刊”等。十六年來，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和詩發生關係。寫詩，譯詩，論詩，教詩，編詩；詩，占去我大半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