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詩集的編選，不外四種方式。如果是多人合集，往往用作者來分。如果是一人的專集，往往用時間為序。或以詩體為準，例如《唐詩三百首》。或以主題作別，例如《英詩金庫》。每一個方式都各有利弊，難以兼善。這次自編選集，原想“突破”一番，改采主題製，分成什麼懷鄉，懷人，懷古，山水，親情，愛情，感時等輯，但考慮再三，又覺得這樣的區分，不但露骨，而且武斷，何況不少作品的主題相當複雜，也實在難以草草歸類。結果決定仍然沿用最傳統的時序方式，在十二本詩集之中各選大約五分之一的“代表作”，依寫作年月的順序排列。詩風的發展，詩思的變化，麵目清晰，是時序方式的最大好處。
這本詩選的最先兩首：《揚子江船夫曲》和《清道夫》，都是我在大陸時代的作品，那時我正在廈門大學外文係二年級讀書，對於詩的天地，莫測高厚，憧憬遠多於認識。從《廈門街的巷子》到《聽蟬》，最後的這九首卻是去年初秋回台後在廈門街的古宅寫的新作。三十年來，手裏的這支詩筆從未放下，也從未有過擱筆之念。有時迫於環境，困於心情，或者忙於工作，最多也不過六七個月無詩。有時詩情充沛，一個月內也會寫出七八首來。我在演講時，常有好奇的讀者問起：一首詩的完成，是去“追”來的，還是“等”到的？一般人總迷信詩是所謂靈感的產品，也就是說，詩是“等”到的，往往不請自來，而不是“追”來的。其實所謂靈感，多半是潛思具想之餘的豁然貫通，“眾裏尋他千百度”後的驀然驚見，絕少不勞而獲。也就是說，最後等到了手的，往往是追求已久的東西。不過，“靈感”真正出現的時候，往往隻露一斑兩斑，至於新作的全豹，還有待詩人去殷勤追獵，才能得手。我的詩，等來的遠多於追來的。大致上，等來的都是短篇小品，像《風鈴》、《寄繪畫家》等，雖不能說一探而就，至少也無須沉吟再三，隻要伏案一次（英文所謂atonesitting）便可定稿。至於主題較深分量較重篇幅較長的作品，就不能不全力去追，而所謂追，就是在知性上對主題做到充分了解，再把知性的認識化為感性的認同，投入詩篇。例如為了經營《湘逝》，我就花了將近一個月的功夫，把杜甫晚年的詩大致上溫習了一遍，並把其中的三四十首代表作反複吟味，終於得到不少可以“入詩”的印象和感情，再加以整理、重組，就動手寫起初稿來了。從初稿到定稿，大約總要修改七八次，即使定稿了，也要冷藏半個月甚至兩三個月，才和編者見麵。在創作的過程中，最辛苦的階段是動筆前的娠孕，最緊張的是初稿時的陣痛與破胎，最有趣的卻是修稿時對初嬰的端詳與凝睇，等到繈褓包妥，抱出來給人看時，已經是定稿了。如果讀者拍手，評者點頭，母親當然更加得意；過了不久，渾忘陣痛分娩之苦，又欣然懷起孕來。
創作的環境十分重要。我覺得，至少對我而言，詩人不宜久居異國。韓愈放潮州，蘇軾謫海南，畢竟隻是異鄉，不是異國。詩人久離了本土的生活和語言，主題和形式難免不生脫節的現象。像英國詩人格雷夫斯（RobertGraves），今年已經八十六歲，他從三十六歲起就一直定居在西班牙的馬佐卡島，但是對寫詩並無影響，可謂例外。我在美國五年，第一次一年，得詩二十三首；第二次二年，隻得十九首；第三次也是二年卻減為六首。此中消息顯然。詩人旅美之後，除罕見的例外，大半不是減產、停產，便是降低了詩質，實在可惜。香港，畢竟是中國人的社會，詩的氣氛雖不如台灣，但也有不少優秀的詩人，而我居港六年，也仍能維持創作的質量，何況香港就在大陸的門口，近鄉之情，供給我不少新題材、新感受。隻是初去香港，我以為日思夜夢，魄掛魂牽，莫不盡在大陸，日久之後，才發現隔海的這座福島，島上的這座雨城，對我的日呼夜喚，並不下於北望中的那十萬萬和五千年。這三十年來，愛我的人和我愛的人，大半在這島上；我最關心，也願意全力以赴的中國新文學新藝術，也在這裏長大。台北，正是八十年代的長安。隻要我一日踏在這片沃土上，我的詩思就不會退潮。畢竟，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廈門街的這條長巷裏寫成，無論來日我化蝶化鶴，這裏都是我心血的所托所依。但願我晚年的作品仍能夠在此靜靜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