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稿中有許多地方不妥，有時是三兩行，有時是一整段，在新稿中悉加刪去，因此新稿比舊稿縮短了三十五行，隻餘五百九十行。在結構上，也略有調整，不但刪去原有的《天狼星的戶籍》，而且把《大武山》和《孤獨國》的位置對調。《鼎湖的神話》則易名為《古龍吟》。修正後的《天狼星》當然仍非成功之作，其中的若幹觀念也隻能代表三十三歲的餘光中，以後我如果再寫這麼大型的詩，絕對不會這麼寫的。張健在《中外文學》詩專號裏，曾說：“方思曾有《豎琴與長笛》的長詩，那隻是一首擴大的抒情詩；餘光中的《天狼星》半敘半抒；洛夫的《石室之死亡》呢，照我的觀點，還是應該看作許多首短詩。”陳芳明在《冷戰年代的歌手》一文中也指出：“就個人的觀點，《天狼星》隻能算是一首組曲，而《敲打樂》則是連綿不絕的交響樂。”他們說得很對。長詩，尤其是長篇的敘事詩，是仍待現代詩人去嚐試的一片新領域，一種新形式。
中國文學在長詩方麵可謂先天不足，尤以敘事詩為然。詩經十五國風中最長的《七月》是八十八句，大雅中最長的《抑》是一百一十四句。把大雅三十一篇加起來，隻得一千六百一十六句，相當於《伊裏亞特》或《唐·璜》的十分之一。《離騷》不過三百五十四句。《孔雀東南飛》是三百四十七句。李白最長的詩，五言的《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隻一百六十六句，八百三十字。杜甫最長的詩，也是五言的《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隔行用韻，正好二百句，一千字。就算把唐以前的長賦也列進去吧，不但極為聞名的《高唐賦》、《神女賦》、《鵩鳥賦》、《洛神賦》等都很短，即《兩京賦》、《三都賦》等長篇也不算怎麼長，而極長的《西征賦》也隻有四千三百多字。
篇幅如此，性質又如何呢？希臘人所說的詩，往往不是純指抒情詩，而是指敘事詩與戲劇，尤其是史詩與悲劇。亞裏斯多德在《詩學》裏所說：詩與曆史的分別，在於曆史所述之事已然發生而詩所述者可能發生，乃指戲劇而言，因為接下去他說：“是以詩之為物，比曆史更富哲理，更為高超：詩慣於表現常態，曆史則表現殊態。我所謂的常態，是指個性確定之人物按照或然率或者必然率，偶爾會有怎樣的言行……”中國傳統對詩的認識，往往根據詩大序。大序說：“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歌詠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種詩現，先說在心為誌，又說情動於中，似乎認為情即心誌，而詩的自然流露，更在語言之外引致嗟歎、歌詠甚至手舞足蹈。相形之下，《詩學》所說的，是劇中（或史詩中）人物的“言”與“行”，較為客觀，而《大序》所說的，是內在情感的表現，較為主觀。即使一千多年後朱熹解釋詩的起源，也還是性、欲、思、言，以至於谘嗟詠歎這一條自內而外的過程。總之，一部西方詩史，敘事詩與抒情詩簡直是分庭抗禮，而一部中國詩史，則以抒情詩為主流，所以《大序》的詩論可以用於中國絕大部分的古典詩。詩有三義，曰賦比興。賦似乎是三義之中最接近敘事的詩的一種，但是仍有頗大的距離。《詩品》說：“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朱熹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然而證以詩經之賦體，像《風雨》和《子衿》一類的詩歌，仍然隻是抒情，而非敘事。《風雨》所雲：“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子衿》所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於寧不嗣音？”朱熹皆釋為賦。可見所謂“直書其事”也好，“敷陳其事”也好，“直言之”也好，隻是不用比興的轉彎抹角，把情感赤露坦陳而已，和第三人稱的真正敘事，說故事，仍有距離。至於詩經以後迄於六朝之所謂“賦”，定義已經混亂。離騷托意於比興，而謂之屈賦。後來的作品，無論是司馬相如的“繁類以成豔”，或是賈誼的“致辨於情理”，都比較像西方的“摹狀詩”或“談玄詩”，裏麵的敘事成分仍是十分淡薄的。
中國敘事詩先天既不足如此，後天不幸又失調。五四以來的新詩雖亦不乏長篇巨製，但能不失張力且耐人尋味的佳作，仍極罕見。像《蠶馬》、《吹號者》、《自己的寫照》，甚至七百多行的《寶馬》等作品，迄未能為新詩的長篇，尤其是敘事詩，奠下基礎。《詩品》所說的：“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無漫之累矣。”現代詩中的長篇作品，失敗的很多：以前的失敗，往往在於意深詞躓；晚近的失敗，又往往在於意浮文散。比興與賦之間，應該如何“酌而用之”，以臻於不躓不浮之境，乃是現代詩人在寫長詩時必須接受的考驗之一。希望能以《天狼星》的失敗，供其他作者的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