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本集其他三篇，《大度山》和《憂鬱狂想曲》；修改得不多，《少年行》則已大動手術，刪去的部分比保留的還多，第二段到第四段等於新寫。此舉足證一首詩的成長，不必在發表之後便告停止。也許再過十五年，我會把這些詩重修一次，尤其是這篇早產而遲育的《天狼星》。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於香港
驀然回首竟孑然一身
——《與永恒拔河·後記》
《與永恒拔河》是我的第十二本詩集，裏麵的作品，算是來港後四年半生活的“有詩為證”。四年半裏麵，除了《與永恒拔河》之外，已經出了三本書：散文有抒情與評論兼收的《青青邊愁》，詩有舊作翻新的《天狼星》，翻譯則有舊譯新改的《凡高傳》。在中文大學教書，耗費在行政上的時間，倍於在台灣的大學。這裏的許多作品，都是等到更深，在家人的鼾息裏完成的，而伴我不寐，隻有肘邊這一盞燈，和穀底的樟樹灘傳來的幾聲犬吠。
香港在各方麵都是一個矛盾而對立的地方。政治上，有的是楚河與漢界，但也有超然與漠然的空間。語言上，方言和英文同樣流行，但母音的國語反屈居少數。地理上，和大陸的母體似相連又似隔絕，和台灣似遠阻又似鄰近，同時和世界各國的交流又十分頻繁。香港，借來的時間，租來的土地，在許多朋友的印象裏，是一座紅塵窒人摩肩接踵的城市，但很少人知道，廣闊的新界卻是頗富田園風味的。香港之於大陸是一例外，我山居所托的沙田，於香港又是一例外。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在朋友們誤會我之前，我必須指出，雖然身處例外之例外，居心卻不是如此。在這多風的半島上，“地偏心不偏”，我時時北望而東顧。新環境對於一位作家恒是挑戰，詩，其實是不斷應戰的內心記錄。《與永恒拔河》裏，幾乎有一半的作品都是這新環境挑戰下的產品。如果四年前我不曾越海西來，這本詩集的麵貌一定大不相同，正如三十年前如果我不曾由此東渡的話，我生命的麵貌亦必全盤改觀。在某些情況下，香港在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位置似乎恰到好處——以前在美國寫台灣，似乎太遠了，但在香港寫就正好，否則第三輯中的作品就會少些；以前在台灣寫大陸，也像遠些，從香港寫來，就切膚得多，否則第一輯不會這麼多產。至於第二輯中的作品，當然更從沙田山居中來。
以往出詩集，總是順著寫作的時序排列作品。這次改變作風，采取主題分類的方式，編成八輯，也許讀者較易把握我近年關心的主題。以後我編自己的詩選，也可能試用這方式。我覺得台灣的詩選雖多，別出心裁的編排卻少，如果有人編一部現代詩選，不以作者而以主題、風格，或詩體來分類，一定別有麵貌，能夠新人耳目。近年論者評我的詩，頗有幾位指出，憂國懷鄉的主題不宜一再重複，以免淪於陳腔。這勸告是對的，任何主題原經不起再三抒寫，而能否刷新題材，另拓視野，也往往成為詩人的一大考驗。不過問題並不如此簡單：相同的主題可用不同的手法來表現，正如相同的手法可用以表現不同的主題。例如杜甫之寫戰亂，同一主題，詠之再三，卻因場合、季節、心境、詩體等等的差別而各異其趣，並非機械的重複。同時，《與永恒拔河》所以按主題分解，也有意顯示，我在憂國懷鄉之外，也嚐試了一些新的主題：例如第二、第四、第五、第六諸輯所處理的事物，便不限於憂國之思的時空格局，尤其是第六輯裏的那些詩，幾乎每一首的主題都不同。
集中的作品有少數不寫於香港：其中《哥本哈根》寫於丹麥旅次，而《少年遊》、《淡水河上》、《貼耳書》、《發樹》、《雪崩》、《小褐斑》六首則寫於台北廈門街家中。由於台灣和香港的刊物往往互不相通，四年來的新作常同時刊於兩地，香港的雜誌屢刊我詩者是《詩風》和《明報月刊》。《中秋月》一首僅載於《明報月刊》，從未在島內發表。《拉鋸戰》一首初載於《幼獅少年》，後來如以大幅修改，又在香港的《青年文學》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