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版的《白玉苦瓜》，是名符其實的新版。本書初版是在去年七月，我去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則在去年八月底，其間我曾去霧社山上主持“複興文藝營”。該地原為四十六年前山胞抗日壯烈事件的遺址，於今烈士碑前，英雄坊下，忠魂義魄，猶令人低回不能自已。三版增列的這兩首《霧社》與《碧湖》，正是當日感奮之作，算是有詩為證吧。
一九七五年八月於台北
孩子，你快十歲了呀
——《白玉苦瓜·十版自序》
《白玉苦瓜》出版迄今不到九年，即將十版，出版人姚宜瑛女士要我發表一點感想。
安迪·瓦荷說：在大眾傳播的現代社會，每人輪流出名五分鍾。流行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傷，就是既快又高的折舊率。詩，從來不是什麼流行的東西，所以也沒有什麼折舊率的問題。對於屈原或杜甫，折舊率似乎毫無作用。
《白玉苦瓜》快要十歲了，這孩子身體好像不錯。平均一年一版，表示讀者對他相當照顧。銷路當然不是健康的唯一標準，幸喜詩選家、詩評家、作曲家等等對他也不算冷淡。即以“入樂”一項而言，先後把這些作品譜曲甚至出唱片的，就有戴洪軒、楊弦、李泰祥、羅大佑、張炫文、鄭華娟等幾位先生。這也可說相當“小眾化”了。對這些小眾，我很感謝。
十版以後，甚至二十世紀以後，又如何呢？身為母親，我早已盡了心血。在未來的風霜雨露裏，我相信“白玉苦瓜”能夠照顧自己。
一九八三年一月於沙田
天狼仍嗥光年外
——《天狼星》詩集後記
這一卷薄薄的詩集，出現在七十年代的中葉，是一個小小的錯誤。
在出版的順序上，這是我的第十一本詩集，但是在寫作的順序上，並非排行十一。最早的一篇是《少年行》，寫於一九六○年春天。最晚的《憂鬱狂想曲》則寫於一九六三年春天。前後共為四年，恰好一年一篇，與《五陵少年》、《蓮的聯想》兩本集子的寫作約略同時，不能算“少作”了，卻也不能稱“近作”。
《少年行》一九六○年在《現代詩》季刊上發表時，原名《氣候》，後來不知何故，竟未收入詩集裏去。《大度山》是我在東海大學兼課一年留下的一點紀念。東海大學的校園就在大度山上，詩中的古堡、河床、公墓等等，也都是東海學生熟知的“名勝”；我從台北每隔兩周南下台中，乘的也就是那種藍色長途車。那時葉珊正在東海，為了我想寫大度山，還特別向中文係的一位教授要了一份東海十二月花譜給我。我去東海，除了那年兼課之外，前前後後，至少還有十多次，大半是為了演講，山中一宿，即便北歸，但有兩個悠長的暑假，卻有緣連住好幾個星期。山間的霧朝月夜，行吟更覺從容。重看自己的詩集，發現以東海風物為背景的作品，《五陵少年》中尚有二首，《白玉苦瓜》尚有一首。“五”集二首之中，一首叫《重上大度山》，另一首也叫《大度山》。至於“白”集中的那首《處女航》，則是多年以後舊地重遊，懷想葉珊當年之作了。如今葉珊回去台灣，我卻來了香港，遠隔煙波，展讀他在《人間》副刊上記述歸省母校之文。人轉山不轉，世上盡多風雨，想大度山中仍閑日月吧。
且說那年在東海，葉珊主編《東風》，向我索稿，就把這篇《大度山》給他發表了。不過《東風》隻是一份校刊，讀者限於東海人。其後不久，此詩又在朱嘯秋兄所編的《詩·散文·木刻》上重刊。那份刊物銷行不廣，未幾又告停刊。所以《大度山》雖是十四年前舊作，對於今日的讀者說來，卻是初讀。其實集中其餘三首，情形亦相仿佛。
《憂鬱狂想曲》寫於一九六三年春天，並在當年《現代文學》十七期發表。第二年四月，為紀念莎翁四百周年誕辰在耕莘文教院舉辦的第三界現代詩朗誦會上，我曾誦此詩，並由師大音樂係的一位學生擊鼓為伴。其實《憂鬱狂想曲》和《大度山》兩首詩都有意追求特殊的音樂效果，宜於演誦，如果僅是紙上默讀，那效果就隻能在想象之間領略了。例如在《憂鬱狂想曲》裏，用黑體排出來的字眼，都有強調音響的用意，在表意之外，更兼職形聲。例如一再出現的“忐忑”二字，意思是“心神不定”，意象是“心之心下”，“一顆心七上八下”，而讀音是“坦特”，不但雙聲，且有敲打樂器的效果。像下列的這幾行：
忐忐忑忑
忐忑忑忐忐忑忑
打更的走過，麵呈碘色
讀起來便是“坦坦特特，坦特特坦坦特特……”自有一種節奏。如果能用適當的樂器配合甚或代替，當更為突出。至於用得更多的“幢”字，也是音義兩得，因為“幢幢”乃翳覆遮掩之狀。元稹詩有“殘燈無焰影幢幢”之句，通常形容驚疑怖栗之象，也常說“鬼影幢幢”。同時“幢”字近鼓聲；可以定音大鼓代替，像我在一九六四年那次朗誦會上所安排的那樣。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