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幢幢鍾乳狂笑的古穴
穿過星座幢幢絞痛的神經
等句，便是將鼓聲緊密插入句中，以求急逃猛追之情。詩末的那一聲“幢”，用黑體放大兩號，而且緊接在漸呻漸弱的三個“我死了”之後而猝發，震駭的效果應該不錯。那年在朗誦會上，最後這一聲暴鼓，真把靜聆若寐的聽眾嚇了一大跳。
《大度山》的音響設計就不同了。本詩的正文是歌頌大度山的春天；情人在公墓裏約會，月季花踮起腳尖讀碑銘等意象，都是用死亡之無可奈何來反襯春之生機與生命之可惜可貴。在排版上，壓在下麵的四小段可以視為輔文，在情調上頗為低沉，暗淡，和正文的輕快亮麗，有意造成對照，算是詩中少年對北部生活，包括氣候、都市、文壇等等的陰鬱回憶。《大度山》曾在文藝集會上朗誦過幾次，正文與輔文分成兩種聲音，力求對照。但是即使正文，到了詩的後部，已被輔文的陰沉背景所侵入——“你不知道你是誰”的一再重複與變奏，正暗示南來的少年，對著勃發的春之生機，亦不禁微微感到迷失，意識到從前的種種，恐亦不易完全擺脫吧。節奏和韻律上的這些安排，成敗姑且不論，至少是中國古典詩和五四新詩所無。
《天狼星》完稿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底，發表於那年五月出版的《現代文學》第八期，全長六百二十六行。在寫作順序上，是本集第二篇作品。在篇幅上，是我最長的一篇詩，也是到那時為止台灣最長的一篇現代詩。
一九六一，那正是台灣現代詩反傳統的高潮。那時島內時局沉悶，社會滯塞，文化的形態趑趄不前，所謂傳統，在若幹舊派人士的株守之下，隻求因襲，不事發揚，反而使年輕的一代望而卻步。年輕的一代呢，自然要求新的表現方式和較大的活動空間。傳統的麵目既不可親，五四的新文學又無緣親近，結果隻剩下西化的一條“生路”或竟是“死路”了；這誠然是十分不幸的。不過深厚的傳統應該有信心接受外來的挑戰，而一位真正的作家也往往始於反傳統而終於彙入傳統，為傳統所接受，並開出傳統的新機。六十年代早期的西化，今日回顧，也並非絕對的不幸，因為台灣的現代詩人，尤其是中年的一代，既反傳統於先，又反西化於後，身曆了兩次的修正，無論對前者或後者，都有了比較客觀的安全距離，拘泥一端的危機當然較小，今後應可心安理得去找自己的坦途了。
《天狼星》正是六十年代早期的產品，卻非其代表作。拿同一時期典型的長詩和它一比，便可以看出它的“反叛性”不夠“徹底”。現代主義的一些基本條件，它都未能充分符合。它不夠晦澀，詩中不少段落反而相當明朗；也不夠虛無，因為它對於社會和文化界仍有一點反映和批評的企圖。虛無，該是全盤的否定，甚至包括自我的尊嚴，但批評卻是以“是”非“非”，至少在原則上是有所肯定的。《天狼星》共分十一章，其中《鼎湖的神話》、《四方城》、《多峰駝上》、《大武山》各章，不但有確定的時空背景、中心主題，而且是極富中國意識的，像下列的例子：
而且把頭枕在山海經上
而且把頭枕在嫘祖母的懷裏
而且續五千我的黃粱夢，在天狼星下
夢見英雄的骨灰在地下複燃
當地上踩過奴隸的行列
——《鼎湖的神話》
我是纖夫，為一朵瓊花落一萬滴汗
我是伍員，不能用夜色染烏白發
黏在鞋底的是沙，不是長安的泥
望不見漢朝的蜃樓，我是李廣
——《四方城》
而且我們采一捧野菊花
一種非賣品的清芬，一種尊貴的顏色
具幅射的圖案美，自炮灰中昂起
——《大武山》
在十五年後的今天讀來，表現的技巧雖嫌稚拙，但其中的情操，身為作者，我仍是樂於肯定的。盡管如此，《天狼星》仍是一篇失敗之作。當年洛夫兄曾撰《天狼星論》長評一篇，指出此詩醞釀不足，率而成篇，是一首平熟的失敗之作。我也曾發表長文《再見，虛無》，以為答複。今日回顧之下，此詩當然沒有成功，洛夫的評斷是正確的，但是他持以評斷的理由卻似乎不能成立。他認為《天狼星》之所以失敗，在於第一，強調主題，企圖刻劃出完整的人物，但是人生原是空虛而荒謬的，這種企圖注定要失敗；第二，語言太明朗，意象太清晰，一切都過於可解，不合超現實主義迷幻如夢的原則。恰恰相反，我自己認為當日《天狼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主題不夠明確，人物不夠突出，思路失之模糊，語言失之破碎，總而言之，是因為定力不足而勉強西化的緣故——就像一位文靜的女孩，本來無意離家出走，卻勉強跟一個狂放的浪子私奔了一程那樣。在此，我無意以今日之我挾事後之先見來駁十五年前之洛夫，我相信他今日的詩觀也必然大異於昔日了。其實以我當年的那點功力，無論如何苦心醞釀，反複經營，也寫不出一首較好的《天狼星》來的。天曉得十五年前的那個寒假，為了寫這首長詩，我每夜忍寒伏案，曾經吟到多夜深。當日的手稿本上，密密麻麻，也不知修改了多少遍。然而藝術不可強求，正如朱熹所謂，蒙衝巨艦，枉費推移。今日猛一回頭，這首詩的種種毛病，便悉現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