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大陸文壇、學界和一般讀者“發現”了張愛玲之後，這個名字就漸漸地符號化了，同時也附著了越來越多的情緒色彩。這就是說，除了原本的作家身份外，“張愛玲”的附加值越來越多了。很難說這對張愛玲及其文學的曆史評價是否都會是正麵的或積極的。有時候，審美疲勞很易引發對立甚至厭惡心理，粉絲的非理性尖叫會被視作公共噪聲，而商業炒作更會提醒人們在文學評價時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張愛玲由此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必須“警惕”的存在和對象。
相比於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近年的張愛玲研究似乎進展不大；但相關的“動靜”卻又很大。比如，關於張愛玲佚作或遺作的出版之類。張愛玲仍是一位話題人物。這也就從一個特定的方麵說明了，張愛玲研究確還有全麵、深入展開的進一步空間。照理說，像張愛玲這種長期處在關注中心的人物，有關的研究資料應該漸漸會被窮盡了。實際情況卻並不然。比如，對於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出世”的那段時間，能夠引用的材料除了張愛玲自己的作品和有限的幾篇評論，大概就剩下浪子胡蘭成的回憶錄《今生今世》了。其實，當時的報刊資料並不少見，而且今天也不難找見。為什麼張愛玲的研究者不去盡量有效地使用呢？我不是張愛玲的研究者，但相信一條道理：與作家同時的史料，最能有效還原作家生活、寫作的真實時空，也最能真切再現作家的社會形象和文學身份。作家的日常性、文學性和曆史性，就是從這裏出發和形成的。這對張愛玲也應該是適用的。因此，更多的發掘、搜尋有關張愛玲的真實資料，其重要性不會遜色於某些“出身曖昧”的張氏作品的出版。肖進編著的《舊聞新知張愛玲》，就體現了一種“有證據的真實”的價值。
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走紅上海文壇之時，上海報紙期刊對她的評論報道異常繁多。這些評論報道，應當在今天成為研究張愛玲40年代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尤其是當時的上海小報，對張愛玲這樣一位橫空出世的女作家，興趣特濃，“狗仔”很多，各種虛虛實實的報道也就非常豐富。《舊聞新知張愛玲》的第一部分，就是對20世紀40年代上海小報中有關張愛玲內容的爬梳、搜集、整理。著錄者在書中共計整理小報文章80多篇，涉及張愛玲生活、趣味、性格的方方麵麵。由於上海小報休閑性、娛樂性的特點，這些文章大多不是對張愛玲作品的賞鑒、批評和研究，而是以報紙媒體的立場，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對張愛玲的個人生活、好惡以及他人捕風捉影的言談，展現市民社會視野中的張愛玲形象。比如：張愛玲的深居簡出，張愛玲穿著上的奇裝異服，張愛玲的情愛選擇和對待金錢的態度等等。鑒於40年代上海一度被日偽占領，嚴肅的出版業凋零，所以小報上的張愛玲形象可能是張愛玲在20世紀40年代為數不多的真實影像之一。張愛玲文學的都市性和市民性，完全可以由此獲得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