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花了一千塊錢，買不到當代女作家一個字，怕即使不是“市儈”，沒有絲毫“市儈氣”的人，也總覺得心頭有所未甘。我願不論“作家”與“市儈”，彼此能反省一下，設身處地為自己為他人想想，得免許多爭執。這話尚也在合理之列吧。
（《海報》1944.8.18、19）
柬諸同文——為某女作家專事
秋翁
一周以前，予於本報記某女作家一稿，同文間如鳳三，劉郎，秋水諸兄，先後訾予失當，認予容量太窄，浪費楮墨。予拜領嘉言之餘，不能自已，續有申述，藉明予寫此文之本旨與夫重心所在之點。未敢文過飾非於諸兄之前，還祈知我者之亮鑒焉。
予雖量窄，然亦絕不至於肉痛此戔戔一千元之灰鈿，予既為市儈——書賈之一，亦何憎於他人之與我談“生意眼”。予所認為不能已於言者：不幸而站於《萬象》出版人地位，出版人於稿件之征集原非分內事；向例由編者處理之，但某女作家連載一稿，卻在例外。因當時多嘴之故每次“支費”與“索稿”均由本人負其責，本人又因需顧及其他寫稿人一般之潤率，不能率外增給致生厚此薄彼之嫌。以是不滿意於某女作家，確為事實。但隨後予即默認其酌量每期寫若幹字數，從未多一句話，是在實際上早加其潤例——每次稿費單不啻由其自開，尚複有何不慊之理？況七月號我刊發稿時，予遵從編者之請，增至按月三千元，字數不計，尚亦不得謂不優容矣。乃終遭其拒絕，遽將已刊之長篇連載小說付諸腰斬，致失信於千萬讀者群，尚亦使站在出版地位之人有所不堪忍受。然當時猶冀其小休以後八月號繼續寫作。乃終於置之度外，是既無斷稿原因，亦乏輟寫理由，徒使千萬讀者群之悵失。此在出版人方麵將何以對讀者。猶茶竂主人之聘請說書人排日說書，聚眾千萬於一堂，正興高采烈之際，說書人遽中途剪書而去，使茶竂主人將何以對聽眾。故予之寫稿於本報，重心還在藉是以明其輟寫之經過，而諉卸我索稿無著之責任，非敢有他。若謂我張撻伐之陣，則非知我者也。還祈諸同文鑒我之誠，有以見教，則幸甚焉。
（《海報》1944.8.27）
灰鈿案平議
柳絮
張愛玲小姐與秋翁先生“千元稿費”之爭，一方謂並未多拿稿費，一方則堅執曾付稿費七千金，而刊稿隻六次，當時言明按月千元，先付後撰，至今延不交件，則千元豈非“灰鈿”？此事究係何方之失，局外人殊不必問此“閑賬”。特筆者站在寫作人立場上，有一點願代張小姐主持公道者。姑承認秋翁先生所舉皆是實情，但文章不賣錢則已，既為賣錢之作，則稿費漲落，當隨市麵之升沉為調整。“言明按月千元”，第一次給付稿費時，猶為三十二年之十一月廿四日，至今九個月中，米價漲若幹，物價漲若幹，《萬象》之售價又漲若幹？而秋翁先生惠付張愛玲小姐之稿費，九月如一日，似非事理之平？張小姐之灰心稿事，延不交卷者，正是人情之恒耳。
（《力報》1944.8.30）
最後的義務宣傳
秋翁
最近關於某女作家的稿費一事，我極不願意再提，原因為了：一、區區小數，窮不了我，也富不了她。二、不甘替她做義務宣傳，適中她的圈套。所以我見了某報的所謂“平議”，也隻是不加辯正。前天賀天健先生丁慕琴兄等招宴，席上遇老鳳，謂我必須有一言聲明，否則在不知者真要說你“誣陷”及“薄待作家”，印象欠佳。因此使我不得不作最後之聲述。
關於一千元稿費的事，她曾有一函至本報聲辯。她的主要點，還是籠統地說：“每次都有收條……必須查個水落石出。”當我接到本報轉來的信時，立即複信給她，並開列逐次付錢的細目，請她核對後，指出哪一筆錯誤或沒有收到。最後我還肯定地對她說：收條是沒有的，但你有信函和送銀的回單可以作證（回單上有她的圖章）。在我可以確定一條不錯的，假如你認為有錯的話，不妨親自或委托他人來查看證據。——信去後，將近一周，未得到她的回複。我為了她說“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所以這幾天還在專等她來查看證據。
關於某報某人的所謂“平議”，似無價值可言。因為它對於事實的真相全沒有弄清楚，所“議”安得為“平”？若說“六個月中，每月千元，衡以生活程度的隨時高漲，莫怪她要灰心，不做下去。”這話在沒有見到我刊在本報上的第一篇文章時，也許要誤會到不加她稿費，因此中輟。可是，我在第一篇文中，早經說明，每月雖給她一千元；小說的字數，由她自作主張，逐次遞減，由一萬字減至八千、六千、五千（每次她總是先來信知照，本月份一千元隻寫六千字了，隻寫五千字了，有信為憑）。出版人花錢買稿，照例以千字計值的；亦猶米商賣米，以升鬥計值。例如我人於七月份花一千元，買米一鬥，到十月份花一千元，隻買得五升，米價畢竟提高了沒有？這還得請“平議人”試想。我按月給她一千元，任她寫多少字，那就稿費單不啻由她自開。這話，我早經說過。“平議人”除非存心和我難過，又何至抹煞事實？關於這一點，我本來不願辯解；恐人誤會，不得不說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