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複認為，張愛玲是一個逼近哲學、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見的作家。浸透於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濃的對於世界和人生的悲觀哲學氣氛。張愛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視力。當人們的第一視力看到“文明”時，她卻看到“荒原”；當人們看到情感的不可能性時，她卻看到可能。《傾城之戀》告訴我們，世界並非在進步，而是在一步步地走進死寂的荒原。《傾城之戀》表現的正是把世界推向末日的戰火反而拯救了人間之愛。對張愛玲的這一特點，劉再複引用了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觀點。王國維把中國文學分為兩大類型，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紅樓夢》型。他說：“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曆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張愛玲的特點就是《紅樓夢》的特點，即超越政治，超越國家，超越曆史的哲學、宇宙、文學特點。張愛玲的代表作《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等作品，表麵上寫的是上海等處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戀愛、婚姻等枝枝節節，但是它卻揭示了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層的神秘的永恒的秘密。這就是關於人的欲望，關於權利與金錢的欲望的秘密。欲望關聯著政治，但不是政治；關聯著倫理，但不是倫理；關聯著曆史，但不是曆史。更具體地說，是關聯著上海，但不是上海；關聯著香港，但不是香港；關聯著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這種欲望是左右人的命運最有活力、最客觀又最難用邏輯語言說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卻是可以被文學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的魔鬼。張愛玲早期寫作的成功，正是因為她未被曆史時代與道德倫理所牽製，精彩地描寫了這個魔鬼，從而表現了文學家特有的本領。
在他看來，所謂金鎖，就是權利與金錢的圖騰。七巧是一個絕對的專製主義者，一個沒有任何商量餘地與妥協餘地的絕對權威與女皇。七巧是男權社會規定的一個角色。她的欲望背後是一個龐大的男權社會。她包含著男權社會欲望、權力、金錢互動的全部密碼。這一密碼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整個兒人類社會，它帶有超越中國近代曆史世相的人性普遍性。與其說《金鎖記》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曆史寫照，不如說它是權力社會的一個哲學寓言。——對於這一點，劉再複認為張愛玲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她以為自己的成功在於表現凡人凡事，表現與“飛揚對立”的和諧。以為“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實際上，張愛玲成功的關鍵正在於她的作品超越了政治、國家、曆史而進入了宇宙、哲學的永恒之境，即超越《桃花扇》之境而進入《紅樓夢》之境。
對張愛玲的天才，劉再複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真正有絕望感的作家隻有兩個人，一是魯迅，一是張愛玲。魯迅雖然絕望，但他反抗絕望，因此總體風格表現為感憤；而張愛玲感到絕望卻陷入絕望，因此風格上表現為蒼涼。
從《小艾》開始，張愛玲的小說體現出她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的彷徨。在《自己的文章》中，張愛玲聲明“我用的是參差對照的手法，不喜歡采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衝突那種古典的寫法”，可是，《小艾》卻不得不放棄這一審美立場，而采取自己原先反對的善惡對立，善惡衝突的寫法。1950年新中國的成立，對張愛玲的內心有很大的衝擊，在這個時代的大潮流麵前，她寫了一個9歲就當丫鬟，14歲被主人奸汙懷孕並被姨太太踢傷致病的女子暗無天日的悲慘故事。張愛玲直接用“吃人的社會”代表舊社會，用“蔣匪幫”詛咒舊社會的統治者，體現了她明確的政治判斷與道德判斷：舊社會“吃人”，新社會“救人”；從前是噩夢，現在是光明；過去被剝削，如今得解放；一邊是惡，一邊是善。在這篇小說中，早期那個純文學、純審美的追求永恒的張愛玲已經不存在了。她在1950年時已經很“政治”了，之後所寫的《秧歌》和《赤地之戀》隻是她的政治立場的轉向不同而已。因此，劉再複得出結論說，張愛玲天才的夭折是時代的結果，時代已經沒有追求超時代的作家的存身之所，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香港，都逼迫張愛玲起來否定原來的張愛玲。寫作《秧歌》與《赤地之戀》的張愛玲，不再是抒寫“一切時代”都存在的題材，而是轉向去寫大變動時代的題材，她也不再回避戰爭與革命，而是擁抱戰爭與革命，不再反潮流，而是擁抱潮流。
對劉再複的質疑，夏誌清做了兩點回應。第一，關於張愛玲與魯迅，他認為，如果說張愛玲的天才是夭折，那麼魯迅更是失敗，張愛玲的夭折是為了生活，一個人進入困境，往往必須妥協。你不得不為了一些小事而放棄夢想。他說張愛玲在香港寫《赤地之戀》時可能因為生活困難，接受了美國新聞處的資助，“故事大綱已經固定”，張愛玲自己卻一直感到不滿意。魯迅的妥協是更糟的一種。當年的自由主義文人，有魯迅、胡適、徐誌摩、葉公超、陳源，很多人沒有妥協，除了魯迅。魯迅後期的勇敢是假的勇敢，被人利用和控製。所以更不可取。在研討會結束後接受《亞洲周刊》采訪時，夏誌清說：“魯迅也是個夭折的天才，完全可以說，從為人和作品看，魯比張更不如。魯迅在北京時，與胡適一樣，都是不錯的文人，但後來卻向中共屈服了，做了左聯的領袖，你可以說他偉大，但換個角度說，他也成了走狗。”相比之下，張愛玲是近幾十年來最有尊嚴的中國人，《赤地之戀》不失為一部傑出的小說。第二，關於張愛玲與丁玲。說到女作家時，夏誌清認為，蕭紅的成就是很高的，應該說可以與張愛玲平等。但丁玲是不同的類別。丁玲的小說沒有一本是好的。他並且舉《莎菲女士的日記》為例，爭鳴丁玲的文字很是糟糕，語言很笨，實在不算什麼。夏誌清的這一評論和他自己以前對丁玲的論述有些出入，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他認為早期的丁玲是個忠於自己的作家，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也有其價值，“流露著一個生活在罪惡都市的熱情女郎的性苦悶與無可奈何的煩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