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誌清對劉再複的回應，是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就已經流露出來的批評觀點的延續。雖然夏誌清一再說自己的小說史堅持自己的批評方式，以作家作品為依托，以西方的文學審美觀點為標準。並挖掘除了諸如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路翎、張天翼等人，但是，在肯定這些作家的文學成就的同時，他也否定了魯迅、茅盾、郭沫若、丁玲、趙樹理等人的成績。他在政治上的反共立場，還是頑強的滲透進他的文學批評標準中去。在挖掘出一批作家的同時又把另一批作家進行了“掩埋”。劉再複指出，作家有選擇政治立場的自由，因其政治立場而抹煞其作品，這不是文學批評，而是政治批評。他進一步指出，他對《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與《赤地之戀》的批評，並不是批評他們的“擁共”與“反共”的政治立場，而是批評他們與描述對象沒有保持足夠的距離進行關照，卻用政治眼光取代審美眼光，從而發生審美主體失落的悲劇。而是不是加入了共產黨，並非作家成敗的宿命。他批評夏誌清對丁玲和魯迅的評價，都是一種“共產宿命論”，誰與共產主義思潮靠近，誰一定是失敗的作家。對於張愛玲與魯迅。劉再複提出文學批評的價值尺度的問題。他說，衡量一部作品的價值，不僅要看其文字功夫，而且要看其精神內涵與靈魂深度。魯迅從發表《狂人日記》到去世為止，在大約二十年的寫作期間，始終投入對民族靈魂的研究與治療。他的作品，從頭一篇到最後一篇，其精神探索過程從未中斷過，其反叛絕望的韌性精神從未失敗過。也就是說，他的天才從未夭折過。他的作品，是中華民族從傳統到現代這一大型轉折時代苦悶的綜合與苦悶的總象征。其精神的重量與精神內涵的深廣，無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張愛玲可以比擬的。他認為，張愛玲作品與魯迅作品的精神廣度相比，不是存在著一般的距離，而是存在著巨大的距離，這不是普寧與契科夫的距離，而是普寧與托爾斯泰的距離。普寧的作品有貴族氣，有文采，典雅而帶哲學感和滄桑感，但其精神內涵和思想深度遠不及托爾斯泰。
劉再複最後指出，夏誌清先生《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整體框架是“共產作家”與“非共產作家”的分野與對立。《小說史》對“非共產作家”大力推崇，多有溢美之詞；而對“共產作家”則用非文學評論語言進行嘲弄和貶抑，完全用政治批評取代文學批評。這種偏見與簡單化的批評，是上個世紀兩極化對立的冷戰思維方式在文學研究中的投影，可以說是特定曆史時代的風氣。如果說，那個年代大陸的現代小說史教科書太政治意識形態化，以至於活埋了非左翼陣營的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等作家，那麼夏誌清先生則從另一個方向也同樣太政治意識形態化，以至於從另一個方向活埋了那些在政治上同情“共產”和屬於“共產”的作家。這都是無法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在文學史上寫作的牽強和主宰。“審美法庭”的背後都是“政治法庭”，或者說，文學批評的深層是政治批評，這是當時兩岸文壇共犯的時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