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在特定時期成名的作家，張愛玲的文學命運和她的個人命運一樣的耐人尋味。她成名之後不久，中國於20世紀40年代末進入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新麵貌。這對於本來就與外在的社會保持一定距離的張愛玲來說，新中國越發使她感到陌生和難以接近。而她與胡蘭成的結合又成為一些人所攻擊的對象。因此，她不得不在50年代初遠走國外。從此在大陸文壇上銷聲匿跡，也在50至7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上被打入另冊，湮沒不聞。
60年代，海外學者夏誌清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次把張愛玲寫進文學史。並給予高度的評價，由此在海外掀起張愛玲熱。到80年代，大陸開始有學者研究張愛玲的作品，相關論著不斷出現。90年代張愛玲的去世在海內外引起了一股最大浪潮的張愛玲熱。對張愛玲進入文學史的呼聲也不斷提高。1984年，黃修己的文學史第一次把張愛玲寫進文學史，隨後的現代文學史寫作也大都給予張愛玲一定的文學史位置。本文在縱覽諸多文學史寫作的基礎上，試圖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現代文學史中的張愛玲接受史做一梳理，從文學史寫作的角度探討其中的原因與問題。
一、“國家文學史”提出的背景和界限
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的發展與民族國家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有論者稱：五四以來被稱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470頁…也有論者指出：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這樣的“文學現代化”，是與本世紀中國所發生的“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麵現代化”的曆史進程相適應，並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中國現代文學史在一個錯綜複雜的曆史環境下產生的，它的發展又與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進程同步。二者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文學的發展往往和政治卷在一起。1949年以後，這種關係發展得更為嚴重，文學也越來越脫離藝術的軌道，被迫、也是主動走向國家意識形態。學者吳俊在研究當代文學時，把這種由國家權力全麵支配的文學稱之為“國家文學”。他指出，國家文學是國家權利的一種意識形態表現方式，或者就是國家意識形態的直接產物，它受到國家權力的保護。同時，國家文學是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家權利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它為國家權力服務，國家權力是國家文學最高也是最終的利益目標參見吳俊：《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之《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以此來參照1949年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可以發現，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和中國當代文學一樣，全麵受製於國家意識形態的支配，不管是在寫作的指導綱要、目標、範圍，還是價值訴求與價值歸屬上，都要依附和服從於國家意識形態的想象、設計與實踐。文學史書寫的合法性，首先是政治上的合法性。此處參照吳俊：《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中《自序：“國家文學”的解說》部分內容。在此意義上，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也可以稱作是“國家文學史”的寫作。意指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界限和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的文學史書寫。
國家文學史的寫作是一種非個人化的寫作狀態，大多是指集體編寫的文學史，其中也有個人撰寫的文學史著作，如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等，但總體而言，在寫作主旨上，沒有脫離國家文學史的寫作範圍。國家文學史的時間限度是指從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這段時間。但這一上下限並無絕對的限製，如80年代的文學史寫作，某種意義上仍然是國家意識形態範圍之內的寫作，但在表述方式上已經體現出意識形態的鬆動，個人敘事的聲音開始出現，因此並不放在國家文學史範疇之內論述。
國家文學史的書寫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意義。從大的範圍來看，二戰以後，中國擺脫了近代以來的半殖民地狀態，建立新的國家，作為後殖民時期有關後殖民理論和批評，請參見巴特·穆爾·吉爾伯特《後殖民理論》一書的有關論述，本文在有關後殖民概念上取廖炳惠《關鍵詞200》中的釋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它指的是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許多國家在獨立之後進入脫離殖民的階段，因此，特定政治與曆史的階段被用來指稱本地人將殖民者的勢力、法治與文化予以驅逐並形構民族自覺的活動階段”。新的國家想象，在文學上的體現便是中國新文學史的書寫。“民族這個‘想象的共同體’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過文字（閱讀）來想象的。”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9頁。作為後殖民時期的國家，剛剛掌握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要鞏固這一得之不易的新的“共同體”，就必須在文字/文學上做出敵我之間的甄別、篩選。從第一部，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國家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寫作的指導思想、論述對象和論述方式上也許可以看出國家文學史寫作的規範和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