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生前本以史學名家，寫下了近五百萬字的史學著作。然因其史著（特別是其煌煌巨著《石匱書》）三百多年來一直密鎖深藏，鮮為人知，今人徒以散文家目之。連以搜集明史參考文獻最翔實著稱的《劍橋中國明代史》，其“書目”編中，亦無一語及於張岱史著。今人治中國史學者，亦罕見涉及。實則張岱的史才、史識，在“浙東四大史家”（談遷、張岱、萬斯同、查繼佐）中，時人認為他“最為佼佼”王雨謙語，（見國家圖書館藏王氏手稿《碩邁集》。）。王雨謙甚至認為，張岱“《石匱書》告成，特與《史記》並有古今”（《〈張宗子詩集〉敘》）。張岱在史學上的卓越成就與貢獻及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尚待全麵、深入的研究。本章擬對張岱史學成就及其貢獻做初步探討。
一、史著概評
張岱史著（含參與修撰者）達十餘種之多，現存世者十種。以世人獲睹者不多，茲先為簡介概評如下：
（一）《古今義烈傳》
《古今義烈傳》（八卷）係張岱22歲～32歲（1618～1628）時所撰。此書之作意，乃有感於明末“士氣”之不張，旨在表彰曆史上的節義之士，刺惡揚善，“使後人知鑒”（《自序》）。全書內容，上自西周，下迄金元。“手自鈔集，得四百餘人，係以論讚”（崇禎原刻本《凡例》。）。例體為：前小傳，後讚語。明亡後，續有增訂，增至五百餘人國家圖書館崇禎戊辰藏刻本《自序》有初稿“手自鈔集，得四百餘人”之語，道光三年刻本序文文字有修改，謂是書“始於周鎬京，迄於明崇禎甲申，得五百七十三人，四百七十三篇”。其所敘述，有與正史事同文異者，有取材於野史事同而文全異者。全書辯證博洽，持論平允。陳繼儒序稱：“其條敘人物，深得龍門精神。典贍之中，佐以臨川（劉義慶）。”崇禎戊辰刻本序二。劉榮嗣（半舫）序亦稱其書奇古靈雋，蓋統腐《史》、《世說》合成一家之言。崇禎戊辰刻本序三。其自序雲：
天下有絕不相幹之事，一念憤激，握拳攘筆，攬若同仇。雖有路人，遽欲與之同日死者。餘見此輩，心甚壯之。故每涉覽所至，凡見義士俠徒，感觸時事，一丁患難，餘惟恐殺之者下石不重，煎之者出薪不猛。何者？天下事不痛則不快，不痛極則不快極。強弩潰癰，利錐拔刺，鯁悶臃腫，橫決無餘。立地一刀，鬱積化盡，人間天上，何快如之！蘇子瞻無病則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嚐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餘為之酣適。”餘於節義之士，竊以為然。當其負氣慷慨，肉食虎狼，冰顧湯鑊，餘讀書至此，每為之頰赤耳熱，眥裂發指，如羈人寒起，顫栗無措；如病夫酸嚏，淚汗交流，自謂如王處仲之歌《老驥》而擊碎唾壺，蘇子美之讀《漢書》而舉滿大白……餘自史乘，旁及稗官，手自鈔集，得四百餘人，係以論讚，傳之劂剞，使得同誌如餘者，快讀一過，為之眥裂，猶餘眥裂；為之撫掌，猶餘撫掌。亦自附子瞻之蓄藥釀酒，專以自為意也。（據崇禎戊辰原刻本（南圖藏縮微膠卷），下引同）序末署“崇禎戊辰（1628）鞠月，會稽外史宗子張岱讀書於壽之樓，秉燭撰此。”於節義之士向慕之忱，溢於言表。又有“凡例”十則，述體例及對“節”、“義”觀念的理解，略謂：
一、凡慷慷赴義，必於倉皇急遽之中，生死呼吸之際，感觸時事，卒然迸裂，如電光江濤，不可遏滅。雖生平無一麵之交，遽欲與臧洪同日死者，此為第一；其與受人恩結而死如荊軻、聶政之流，不在此例。
一、君臣之分，莫逃天壤。無論名節懸其於前，實亦斧鉞逼於其後，故一丁艱厄，有死無他。至於草莽卒徒，分誼殊絕，乃有為國捐驅，至死不悔，是蓋純任憤烈，非謂當然而然也。凡如此者，悉並列之。
一、家臣門客，名分難定，乃名士不久射勾，賢臣亦嚐鬻，朝秦暮楚，並世有之。有如展轉於家亡國破之餘，困頓於托孤寄命之日，至有仇讎相向，如預讓、貫高之流，血族骨骸，萬死不顧，較之莫逃之臣，尤難之難也，為之掩卷三歎……一、有死主之勇，須先有擇主之明，苟死托身非人，不能見幾，複為死難，則是蔡邕之哭董卓，楊雄之死王莽，徒資萬世笑罵耳，何義之與有？故凡狗黨狐群，概摒不錄。
一、古來以人為謀事，既竭心臂，繼之以死者，如田光、侯羸、古押牙之輩，據其生平，亦堪稱俠烈；但皆積處所成，非義憤所激，故李禿翁聚《藏書》入之“智謀”而不入之“直節”，是具眼者。
一、博浪一擊，千古有椎秦帝之子房；沫浴一朝，萬世有討陳桓之孔子。雖亦空弦，有關實錄。吾嚐讀漢吉平與宋施全傳，毛發倒豎，寒栗不能自禁，何快如之！故凡豺狼當道，請劍無門，雖能以一身挫其鋒，以片言折其角者，並收列之，蓋欲以空言存斧鉞，不欲以成敗論英雄也……一、間有商及時事，謬據傳聞，自成月旦，不無亥豕之訛，亦欲行曲附會，亦欲成人之美耳。責之者曰：朝憲末申，公論未定，輒敢雌黃，爾何僭且誕也？餘應之曰：以草莽之董狐，定椰榆之野乘，足遭兩官之誅，決不泯三代之直也。覺爾時揚意氣：湯鑊在前，亦冰顧之矣。
一、世人空列須眉，終鮮仁義，吾不得而求之夷；則有達官乃爾，吾不得而求之獸，則有義馬、義猴。夫馬如孫符之救去於泉下，猴如弄猴之擊賊於殿前，即是馬中之尉遲敬德，猴中之段秀實也。餘特署之簡，以愧世人之不知猴馬者。（同上，據崇禎戊辰原刻本）以此標準，全書所選各代有代表性的人物伯夷、叔齊、左儒、預讓（附青莽）、左伯森、魯仲連、伍員、申包胥、介子推、董狐、程嬰、公孫杵臼、高漸離、張良、欒布、貫高、朱家、緹縈、灌夫、任安、光路、彭修、廉範、鄭弘、朱寵、於倜、趙承、郭亮、文姬、戴就、魏劭、孫嵩、孫斌、閭子直、甄子然、曹娥、苟巨伯、吳導、郭輯、何、李蔫、毛欽、趙戩、張進之、釋曇遷、崔浩、高允、鍾離君、許令、李大亮、李綱、狄仁傑、吳保安、張觀海、宋秀、馮天祿、姚長子、毛惜惜、趙燧、林見素、林文貴、康海、張樂仆、雲奇……等400餘人，明亡後作又加之入不同階層的殉國忠烈60餘人。從《凡例》及選目和人物論讚中，我們可以看出張岱關於“義”“烈”的基本觀念和已初步形成的曆史觀點：
其一，他特別注意為小人物立傳。全書所選，雖有高浙離、任安、伍員、狄仁傑、李綱、康海等名人，而泰半為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門客、僧人、傭工、乞丐，無不有之，因為在作者看來，“世之（士）人，空列須眉”，權衡利害既多，反不如“不明史法，不知屎裏覓道”（魯迅語）的卑者、賤者有自發的正義感和“萬死不辭”的精神；其二，“有死主之勇，須先有擇主之明”：即無論為“義”抑或為“烈”，均須有是非觀念即正義的形上標準。離開了正義感，即便有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之勇，亦不過是“狐朋狗黨”之“勇”，並無足取；其三，不以成敗論英雄。因為“豺狼當道”或國破家亡之際，若請劍無門，需要的正是這種全然不計利害得失，“以一身挫其鋒，以片言折其角者”：此則雖敗猶成，雖死猶榮。很顯然，張岱提倡這一點，與其所處之“病在命門”的時代是有直接關聯的。
（二）《石匱書》與《石匱書後集》
《古今義烈傳》甫告完稿，張岱已開始發凡起例，“添修五鳳”，最後費近四十年之力寫出了有明一代紀傳體通史《石匱書》及其《後集》。
《石匱書》凡二二一卷，《後集》六三卷，總計二八四卷，約300萬字。前集上際洪武，下迄天啟；《後集》記崇禎一朝史事而以明亡後抗清複明運動為基本中心。
《石匱書》手稿本今僅殘存八冊，另有鳳嬉堂原抄本及藏清鈔本。鈔本內容最全，惟與風嬉堂抄本編次不同：首目錄；卷一～卷十七，本紀（高帝、讓帝（附《致身錄》）、成祖、仁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皇後、太子）；卷十八卷～卷二十三，世表（同姓諸王、開國功臣侯者、靖難功臣侯者、洪熙以後功臣侯者、恩澤外戚侯者）；卷二十三，明興以來直閣典銓年表；卷二十四～卷三十七，誌（天文、地理、禮樂、百官（上下）、河渠、刑名、兵革、錢刀、馬政、茶馬、曆法、鹽莢、漕運、藝文）；卷三十八～卷五十六世家（徐達、常遇春、李歧陽、沐英、鄧愈、湯和、劉基（附劉王景）、張河間定興、朱東平、戚畹、高（帝）二十二王）、文二王、昭九王、睿七王、純十王、肅一王、景恭王、莊一王等）；卷五十七～二百二十二，列傳；另附《文獻誌》即引用書目一卷。
與一般官修史書相比，此書在體例方麵頗多創獲，如《誌》內加入馬政、鹽莢等誌；列傳於人物外另列“門戶”、“三案”（廷擊、紅丸、移宮）、“獨行”、“妙藝”、“名醫”、“列女”（案，非烈女）、“宦者”、“勝國遺臣”、“群雄”、“盜賊”、“四裔”諸傳，均係根據明代曆史特點，為使敘事更加明晰、條貫而設。如“儒林列傳”之外，另立“王守仁列傳”、“陰明弟子列傳”之目，實因王學起後，“門徒幾遍天下，遵朱者無複幾人矣”（朱彝尊語），引起了哲學上的巨大變革，開啟思想界一代新風，迥非傳統“儒林傳”所可範圍；“門戶”、“三案”、“盜賊”、“開國群雄”諸傳，則吸取了紀事本末體“善敘一事始末”之長，以之與人物列傳相配合以考鏡源流（如“顧憲成列傳”後即繼以“門戶列傳”，使讀者對東林崛起後黨爭始末有明晰的了解，而“三案”又與此有關）；“名醫”、“妙藝”諸傳，反映出作者對民間、市井“一技一藝”的高度重視，頗具開放眼光和新的思想意識；誌中如“馬政”、“鹽莢”諸誌亦頗具特色，表現出作者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高度重視。又，誌、傳前大多有長篇總論，而末附論讚（“石匱書曰”），以總論撮敘源流或作總評，論讚則就具體人物或事件作具體評論，二者相輔相配。這種安排，實合史論與紀傳體史著於一體。因作者明末撰寫此書長達十七年之久，明清易代之後，又反複修改十年，尚未定論；清初避跡山林，意緒蒼涼，痛定思痛，複與二三野老反複研討，總計完成全書前後共曆時四十餘年（見《與李研翁》書）。故其書總結明代亡國教訓，反思曆史治亂軌跡，比之《古今義烈傳》，不惟材料更加充實，其對曆史的認識亦更為成熟、深刻得多。“總論”及“石匱書曰”評論曆史事件和人物，思想條貫，語言精辟充滿了不少真知灼見且多哲學文化意味，洵為自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後集》固有少數材料已見前集，但作為中心來寫的崇禎一朝，政事雲波詭譎，史料隱晦，可發之覆極多，故作者持審慎態度，主張“俟後論定”。以今存世之本而論，雖體例與《石匱書》大致一脈相承，然其論析政局及諸多史評，頗有勝於前集者。殆其所寫，多身曆、親聞之事，以當代人與當代史事，又寫於明亡之後，雖因材料原因，體例之周密稍遜前集，然因所寫為當代之事，敘事件及人物始末更為具體入微；特別經過亡國之痛後，細察每事之源流演變，評論多入木透底，彌足珍視。
概言之，《石匱書》及其《後集》不失為體大思精之作。作者自謂此書係有感於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的現狀發憤而作，態度極其嚴肅認真，四十年間，凡“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厥勿書”（《張子文秕》卷一《石匱書自序》。）。同時具有十分客觀的態度：“不入仕版，既鮮恩仇，（遂）不顧世情，複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同上《自序》）關於此點，（另可參看《張子文秕》內《與周戩伯》、《與李研翁》兩文。）；又繼承中國優秀史家特別是司馬遷的傳統，“文史合一”，不少篇章可作為優秀的文學作品來讀。王雨謙謂此書“告成，特與《史記》並有古今”（王雨謙《琅詩集敘》，國家圖書館藏《張子詩秕》卷首。），如從治學態度及風格角度言之，並非誇張之言。此書在中國史學史上無疑應占一席之地。
（三）《史闕》與《明季史闕》
《史闕》十四卷，題“古劍陶庵張岱”，內容為：卷一，三皇五帝紀；卷二，夏商周紀；卷三，春秋戰國紀；卷四，西漢紀；卷五，東漢紀；卷六，三國紀；卷七，晉紀；卷八，南北朝紀；卷九，隋紀；卷十，唐紀；卷十一，後五代紀；卷十二，北宋紀；卷十三，南宋紀；卷十四，遼、金、元紀。
作者撰此書宗旨，見於《張子文秕·史闕序》，略謂：
餘讀唐野史，太宗好王右軍書，出奇吊詭，如蕭翼賺《蘭亭》一事，（正）史反不載焉，豈以此事為不佳，故為尊者諱乎？抑見者不得其真乎？餘於是恨（正）史之不賅也。（故）為上下古今，搜集補闕。得一語焉，而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為之活現。蘇子瞻燈下顧其頰影，使人就筆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東坡，蓋傳神正在阿堵耳。餘又讀唐正史，太宗之禮敬魏征，備極形至。使後世拙筆為之，累千言不能盡者；隻以“鷂死杯中”四字盡之，則是千百言闕，而四字不（可）闕也。讀史者由此求之，則書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闕哉？此據鳳嬉堂抄本《張子文秕》，鄭佶刊《史闕》前載此序，文字有小異。
此書基本內容，如序文所言，一是糾“為尊者諱”的正史之缺。他遍搜諸野史、筆記，對實有其事而為正史略去者，廣收博采，對十七史漸次補充、辨證，而所補者多為本紀、世家中所“諱”的資料。這反映出張岱一個基本史學觀念：撰寫曆史必須絕對忠實於曆史事實本身，忌諱根本無必要。如謂房玄齡“徒善應製（公文），而不失為名相”（《唐紀》）；唐太宗為一代明君，縱使賺《蘭亭》之事為不光采，亦不必為之諱。因為帝王也是凡人，評論曆史人物須看大節，如實直書則“反見其真麵”。他自己正是這樣做的：如對朱元璋，他一方麵認為他在統一國家方麵“功逾堯舜”，同時又在《陶庵夢憶》裏譏其有“暴發戶氣”（見卷二）。他做《家傳》，也是以這種態度，於其高、曾、祖、考的功過是非一一敘之，充分表現出一個真正曆史學家的理性主義精神。二是強調史著除了真實性外，還必須生動傳神。“得一語焉，而全傳為之生動；得一事焉，而全史為之活現”。張岱是文章高手，深得史傳寫作的要領：史料再準確，如“一昧堆垛，終成腐臭”（《石匱書·文苑列傳》）。在古代史家中，張岱最推崇司馬遷，因為他能將真實性和生動性結合恰到好處。“太史公得意諸傳，皆於無意中得之”（《石匱書自序》），就是因為他能抓住典型對話語言與典型事件。張岱本人的史傳寫作，亦深得其中三昧。如《古今義烈傳》寫司獄宋秀，簡短介紹生平後，隻寫他因看不慣官場黑暗，掛印而去，結尾僅以“自是不言官中事”七字了之（《古今義烈傳》卷十三。）。
平心論之，張岱在《史闕》中所標舉的此二義是有非常大的積極意義和針對性的。因為傳統正史中，除《史記》等少數幾部外，“為尊者諱”和缺乏生動性，乃其通病。《史闕》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即在於此。清人鄭佶評論此書，謂“其所敘述，有與正史事同而文異者，有與正史全異者，辨證博洽，持論平允，尤非熟讀百史而得洵者”（鄭佶編《史闕》（十四卷本）跋。）。堪稱中的之評。
《明季史闕》為是書之續編，上自洪武，下迄洪熙。寫作時間當在入清以後。作者出身史學世家，最熟悉國朝典章掌故，所集史料價值更高。惜清鈔本（版心有“鶴軒日稽”四字）似為未全之殘本（最後一頁有“補永樂”三字標題，僅鈔完一行）。
（四）《康熙會稽縣誌凡例》與《西湖夢尋》
康熙壬子（1672），會稽續修縣誌，當局者慕張岱之名，禮聘張岱主修。張岱以痛恨異族統治等原因，力辭而不獲允。《張子文秕·與張噩仍（文成）》書雲：“不肖以廢棄陳人，株守泉石，並不與聞戶外之事，而郡、縣不知何所見聞，乃以《會稽誌》事相屬。不肖辭讓再三，不得俞允，正在躊躇，乃有宗兄肯毅然任事，不吝糗米餘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而夢中之西湖，未嚐一日別餘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餘氏之別墅，及餘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有瓦礫。則是餘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今餘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兒曹詰問，偶為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即囈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
該書的最大特色，是充滿強烈的滄桑之感。寫法上受《東京夢華錄》、《西湖老人繁勝錄》影響甚大。作者前半生，居杭州之時間近半，熟悉西湖的一草一木；國變後雖二十餘年未到西湖，然所記明末西湖之景，仍栩栩如生，同時附錄有關詩文，以存其真。概言之，全書以優美的散文筆法記西湖名勝古跡，猶如風俗畫，而以“夢”名，寓故國之思於地理著作中，一詠三歎，有極強的抒情性而又不失地理學著作的基本體例，在記名勝古跡的著作中堪稱別具一格，在曆代記西湖的著作中亦卓負盛譽。書前別有李長祥、祁佳、道隱（金堡）、查繼佐諸人序言，大都指出了這一特色，並推崇備至。
（五）《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讚》
此書係張岱晚年與徐沁（野公）合作而成，於1679年秋付刻，“工末半而逝世”，後由其外甥孫仲謀將版片托給餘（慕村），乾隆年間始得麵世。
《三不朽圖讚》凡十八卷，收越郡古今“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之人物一百餘人，右人物像，左傳略、讚語，係合像、傳、讚一體的鄉邦曆史人物研究專著。乾隆戊戌朱秉直刻本有蔣士銓序、張岱自序。張岱自序末署“歲在君灘（1680）仲秋古劍老人識”。又有民國八年排印本，前載蔡元培序，張岱自序末署易為“庚申（1680）八月明後學張岱敬書”。又，魯迅先生寶愛此書，有手自補繪圖像本，今藏魯迅博物館。
本書分立德（理學、忠烈、忠節、忠諫、孝烈、義烈、節烈、清介、剛直、盛德、隱逸、生孝）、立功（勳業、相業、功業），立言（文學、博學、畫學）三門十八目。張岱自序雲：
在昔帝齎良弼，即以圖像求賢，而漢恒帝征求薑肱不至，遂命畫工圖其形狀。古人以向慕之誠，致思一見其麵而不可得，則像之使人瞻仰者，從來尚矣。是以後之瀛州、麟閣、雲台、淩煙，以至香山九老、西園雅集、蘭亭修禊，無不珍重圖形以傳後世，使後之人一見其狀貌，遂無漢武帝不得與司馬相如同時之恨，亦快事也。餘少好纂述國朝典故，見吾越大老人立德、立言、立功以三不朽垂世者，多有其人。追想儀容，不勝仰慕。遂與野公徐子沿門祈請，懇其遺像，彙成一集，以壽棗梨，供之塾堂，朝夕禮拜，開卷晤對。見理學諸公則自愧衾影，見忠孝諸公則自愧有愧忠孝，見清介諸公則自恨糾纏名利，見文學諸公則自愧枉讀詩書，見勳業諸公則自惜空蝗梁忝，見文藝諸公則惟恐莫名寸長。以此愧厲久之，震懾精神，嚴憚豐采，寤寐之地，如或遇之，其奮發興起，必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此據乾隆刻本，文字與民國排印本頗有異同。
陳錦評論此書曰：“其難能可貴者，總無逾乎氣節。氣節之重，理學為宗，是書首列王（陽明）、劉（宗周），而繼以殉義諸賢者，時出老人感時嫉俗之心，題曰‘有明’，猶存勝國遺忠本旨。”光緒刻本卷首。實得張岱撰寫是書之本旨。
與《石匱書》及《史闕》相比，此書選材少數地方尚有思想不夠條貫處，如關於婦女節烈問題，讚語尚有些許格。殆其書寫作時間較長，而最後未及統一義例，加之傳刻過程中，清人臆改之處亦複不少參見民國八年刊本李慈銘校記。然大體言之，此書亦是張岱史著中相當重要，別具一格，且思想與《石匱書》等一脈相承的著作。
（六）其他
張岱一生以修史為職誌，除上述諸作外，他還參加了《明史紀事本末》的部分撰寫工作，已詳本書第一章。
另外，他寫過《張氏家譜》，惜其書已佚。《快園道古》二十卷為回憶錄性質的著作，書中記明代人逸事，或得之載記，或係親聞親曆，亦有頗高的史料價值。如記山東魯肅王（岱父為肅王右長史）、記馮夢龍、記杭州酒坊情況等，因係作者親曆之人、事，為他書所未載，事雖細微，於治社會史亦頗有價值。《夜航船》係小型百科辭典性質的文史工具書，雖非專著，然作者修撰態度至為認真，將有關曆史知識分門別類，廣征博引，雖有些方麵的知識在今天已失其實用性，但作為讀文史的工具書，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另外，《張子文秕》中的不少傳記、行狀，既是優美的文學作品，同時也是出色的史傳，對明史研究同樣有甚高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