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史著，一方麵充滿了求實、求真的理性主義精神和濃鬱的時代氣息，同時踵武司馬遷，力求文史合一，大多文采斐然。其史論尤為精彩：論事析人，多入木透底，而又以輕鬆、充滿機趣的語言出之，舉重若輕。在同時代的史家中，張岱實不愧為自成係統、卓有獨特風格之大手筆。
二、治史原則和曆史觀
關於曆史撰寫，英國曆史學家E·卡爾說過一段生動而頗深刻的話：“稱讚一位曆史學家敘述準確，就像稱讚一位建築師在他的建築中用了幹燥的木材或適當的混凝土，這是他進行工作的必要條件，而非主要職能。”“事實本身要說話，隻有當曆史學家要它們說，它們才能說”卡爾的意思是說，敘述的準確，“事必求真”，是一個真正曆史學家的本分，是治史者應具的基本態度和原則；與此同時，寫的曆史本身就是一種選擇（參見《湯因比論湯因此》），在無數曆史事實中選擇什麼，要表述什麼，這乃是曆史學家來決定的。對選擇的事實加以評判抑揚，所表現的即是曆史學家的原則和觀點。
張岱集史料專家和史學理論家於一身，他之治史，自始到終都有其一以貫之的原則和對曆史事件的獨特看法（觀點）。以下次第論之。
（一）“事必求真”“寧闕勿書”
中國正史凡例或跋語中亦大多講“事必求真”，但由於政治的關係，真正能做到這一點者幾希。故而梁啟超方之為“帝王之家譜”，魯迅先生更直斥為“粉飾太多，塗抹太厚”（須知他們是真正讀過二十四史的！）；這雖不是一筆抹倒正史，但平允論之，除《史記》等少數幾部，“如實直書”的原則正史中實則已大打折扣——盡管禦用史官們對董孤無論出於其真心與否仍然稱讚如儀。
與正史修撰者們相比，張岱因“不入仕版”，所作毋需“進呈禦覽”，又“既鮮恩仇，遂不顧世情，事必求真，語必務確……稍有未核，寧闕勿書。”《張子文秕》卷一《石匱書自序》。
正是由於義無反顧地始終堅持不忌諱、寧闕勿書的寫作原則，他撰寫《石匱書》曾“五易其稿，九正其訛”，花了近四十年時間孜孜如此。（《張子文秕·與周戩伯》）。為搜集、核正材料，他先後到過山東、江西、北京、安徽等近十省之廬陵、徽州等二十餘州邑，“訊問遺老”，將文字材料與“訊問”所得一一核實，態度極為謹嚴。
關於材料“稍有未核，寧闕勿書”，舉一事足以說明。他寫《石匱書》（原名《明書》），按體例本擬上起洪武，下迄明亡（甲申）。但實際寫作過程中，前集隻寫到天啟七年，這一方麵是他對自己成熟時期所親曆的崇禎一朝政局變化還在反複思考，覺得尚待“細細論定”；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材料的缺乏。為收集材料，除1652年親赴江西考察外，1656年他經過反複權衡，終於決定到杭州幫助穀應泰修撰《明史紀事本末》，其根本目的就在於利用穀氏所藏的豐富材料。他在杭州寫給穀應泰的信說：
吾兄樸茂長厚人也，言事訥訥，不易出諸口。而為弟較正《石匱書》，則善善惡惡，毫忽不爽……弟向修《明書》，正至天啟。以崇禎朝既無《實錄》，又失《起居》；六朝章秦，闖賦之亂，盡化灰燼；草野私書，又非信史，是以遲遲以待定論。今幸逢穀霖蒼文宗欲作《明史紀事本末》，廣收廣七朝邸報，充棟汗牛。弟如其中簸揚淘汰，聊成本紀，並傳崇禎朝名世諸臣，計有數十餘卷，悉送文幾，祈著丹鉛，以終其役……專此奉懇，伏望垂俞。《張子文秕》卷八《與周戩伯》。
王雨謙評此尺牘“虛懷遠識”（鳳嬉鈔本《張子文秕》王雨謙夾評。）。所謂虛懷遠識，就是在材料不足時“不苟下一筆”的極為嚴謹的態度和虛心廣納友人之言的大學者氣度。
正是由於有（一）“稍有未核，寧闕勿書”的謹嚴態度（按，藏抄本《石匱書》附有引用書目，達二百餘種之多）；（二）“行千裏路”實地考察、“訊問遺老”的踏實精神；（三）虛懷遠識、廣納人言的氣度，故張岱的撰史，確顯示出非同凡響的大史家氣象。這種氣度，特別是其求實精神在《石匱書》等史作中時時顯示出來。
我們且先從他對令史家最難措手的對農民起義和對皇帝敘述和評論說起。
對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如何評價，史學界到今天依然爭議很大。張岱處在那個時代，自己又出自簪纓世家，自然有他的階級偏見。問題是“偏”到什麼程度。不錯，他在著作中大都稱起義者為“賊”或“匪”，但我們如細致研究，就會感到他並不太“偏”，起碼比起官修正史來要冷靜、客觀得多。其立論原則總體說來就是“求實”。如其論劉六、趙燧起義：
正德間豹房之禍，以邊帥諸人近在君側，稍有跋扈則禍起輦轂，且知大盜劉六等，日待上蹴鞠場中，軼材鷙獸近在肘腋，言之亦可為寒心矣。人主少不知檢，而性命直穿之貂指顧間，社稷宗廟之身可不自知重乎？
又曰：趙瘋子（趙燧綽號）自比黃巢而才略遠不及，但其好惡甚明：至泌陽而欲殺焦芳，到鈞州而不攻端肅。（此其）旌善。創忒，則盜也，而不得竟指之為盜也。殺掠之中乃寓袞鉞，人心大服，然則盜亦有道也哉！《石匱書》風嬉堂鈔本卷二一二“石匱書曰”。
照張岱看來，“大盜”之出自有其因，這就是因為皇帝本身之不檢點，一味嬉遊，濫用宦官；而“盜亦有道”，尚知“旌善”懲惡，使“人心大服”。追究起來，皇帝的責任更為重要。在《古今義烈傳》裏亦特作讚語雲：“趙燧，爾盜也，複欲殺盜；爾暴也，複欲除暴。逆而施之，毋乃顛倒。吾以爾之欲殺盜也，而知爾非盜；吾以爾之欲除暴也，而爾吾非暴。”（卷十四）對高居廟堂之上的大學士焦芳與“大盜聲著”的反造者，其憎、愛之情竟如此！他論鄧茂七起義，譴責的也是秉國柄者之“鬆弛武備”。
這並不是片斷性的言論。早在1636年寫的《丙子歲大疫，祁世培施藥救濟，記之》一詩中，他就認為“民間敲剝成瘡痍，神氣太氵曳元氣疲”乃是引起“遼東一破成潰痛，強蝥流毒勢更凶”的直接原因：官方無止境的“敲剝”才引起了內憂（農民造反）和外患（清人虎視耽耽）。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理性認識，使他對造反者往往充滿同情，而對於所謂“官軍”，認為其驕橫不法比之有組織的農民起義軍反而大大不如。如在《石匱書後集》中，他明確地把農民軍與官軍對比描寫：“唐通、白廣思、左良玉輩，乳虎餓鷹，弱肉強食，百姓遂有‘賊過如梳，兵過如篦’之語，故寧可見賊，不願見兵也。”而與之對壘之“賊”，則紀律嚴明：
（每）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官汙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賞軍。人心大悅。風氣所至，民無固誌，故一歲間略定河南南陽、汝寧四十餘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時喪亂之餘，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官）師無紀律，所過州縣，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田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撲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複目以為賊。鳳嬉堂抄本《石匱書後集》卷六十三《盜賊列傳》
這種情形，恰是作者“昔遊淮、泗，親見”所得。親眼目擊的事實，使得這位富有理性精神和正義感的史學家得出這樣的結論：
我明受賊之禍烈矣，吾謂受流將軍之禍更烈於流賊。何者？蓋四鎮之潰兵不到，則淮、揚之藩籬不破；姑、熟之堵兵不出，則呂梁之北騎不來；花馬（按，指劉良佐）之間諜不行，則黃闖（按，指黃得功）之咽喉不斷。國家之大禍，無不以四鎮釀成。而其後四鎮身死，數十萬驕悍之兵，俱變為韃靼。今四方受韃兵之害者，猶是四鎮之餘孽也。其流毒可勝道哉！鳳嬉堂抄本《石匱書後集》卷三十八《黃得功列傳》。
又曰，徐征麟曰：李自成、張獻忠覆國弑君之賊，罪浮於劉六、劉七諸人，不得同傳。餘謂自成，獻忠，其伎倆不過與劉六、劉七等，而崇禎諸臣，蘊祟蒙蔽，誘養成之，亦自覆其國，自弑其君耳，與闖賊何與哉？同上，卷六十三《群盜賊列傳》。
綜括言之，張岱雖稱造反者為“盜賊”，但理性告訴他，“官逼”是因，“民反”是果；民軍的破壞性如“梳”，官兵的破壞性如“篦”，自毀社稷的正是皇帝與文官武將自身，“與闖賊何與哉”？作為一個出身地主階級上層的史學家，有如此識力，是不目凡響的。
當然，對農起起義軍的某些過火做法，他同樣是持激烈批判態度的。特別是對以剝皮著稱的張獻忠，他殊無好感，認為“古今流賊之暴，自黃巢、赤眉之後，未有若張獻忠之甚也。”《石匱書後集》卷六十三《盜賊列傳》。我們認為，這一點非特不必為張岱諱，尤不必為張獻忠諱。此事說來話長，想想魯迅先生在《病後雜談》中敘述《蜀碧》及其“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病後雜談》，《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頁。）的名言也就足夠了。說句不客氣的話，我們有些史學工作者，看問題反不及張岱那樣辯證、冷靜，四百年過去了，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他們無關，隻要談到農民起義，哪怕是剝皮式的，也千方百計尋找其“正義性”。我們認為，這恰恰是違背“事實求是”的史學原則的。
再看他對皇帝的批評。
張岱始寫《石匱書》始於崇禎元年（1628），是真正的“以當代人寫當代史”。其勇、其識，在其同時史家中實係鳳毛麟角，如沒有“直麵人生”的勇氣，其批評的穿透力絕不會至今仍有如此打動人心的之魅力。以下選擇典型者分別論之。
對流氓出身的朱元璋，張岱思想頗為複雜：亡國之際，當視之為朱明王朝的象征時，他的推賞多於貶抑，但作為曆史學家來“評判千古”，其下筆則慎之又慎，猶如司馬遷之寫漢武帝，“本紀”之外不便說的話則以“散見”法遍置於《史記》全書之中。除我們在第三章論及的他追究八股製度的責任歸之這位開國者之外，其譏彈幾遍於《石匱書》全書。惟其以互見法出之，人不易察耳。
張岱始寫《石匱書》時33歲，其時距明亡尚有十七年，他以當代人撰寫“國史”，本來，如魯迅先生所言，往往朝代一長，由本朝人寫的曆史好人就越多，皇帝自然是個個“聖明”了。但在張岱筆下，這種情況很少，用他的話說，無論對什麼都“不複忌諱”（上引《石匱書自序》）。他寫《史闕》也正是本著這一原則，我們在第一節已論及。《石匱書》及其《後集》亦然，如他譏刺朱元璋的大肆殺戮功臣，憤怒地寫道：“一時功臣，十去六七。怪諸臣皆戮力捐驅，入水出火，為高皇帝滌蕩腥膻，洗濯日月者也。乃烹完走狗，罪以吠堯，抉盡良弓，誣以射影，封之不足，乃盡殺之，豈非秦始皇之故智乎？”鳳嬉堂抄本《石匱書》卷十九《開國功臣侯者世表敘》。對於明成祖朱棣，他一方麵稱讚他對鞏固北方邊防方麵有功（見《石匱書》卷二），但對於他為奪建文天下，同室操戈，凶殘屠戮，在《讓帝本紀》裏激烈批評道：
吾夫子之誌在《春秋》也，猶於定、哀多微詞焉，況我革除之際乎？韓、高疏中格，而齊、黃之策（見）用，皆天也。累累殉國，千古罕儷，拊心撫筆而已。嗚呼，此非臣子所得言也！鳳嬉堂抄本《石匱書》卷二《讓帝本紀》。
這即是說，對這位嗜殺成性的“成祖”，簡直無話可說。真是“無聲勝有聲”，——“非臣子所得言也”！
對於那位自封“大將軍朱壽”的武宗，他的批評是：“武宗英果剛毅，（本）是大有為之君，使其循規蹈矩，一出於正，以之繩文皇帝之武，不難也。乃流連荒亡，恣意遊佃，萬乘之驅，等於一擲，其不致顛覆社稷者，亦幸矣。”鳳嬉堂抄本《石匱書》卷十《武宗本紀》。
明神宗朱翊鈞是一位性格複雜的皇帝，至今史學界還大有爭議。黃仁宇先生認為他後期的怠於政事乃出於有意與文官集團對抗——即消極罷工（見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我們看看張岱的評論也許頗有意思：
石匱書曰：神宗衝年嗣位，英明果斷，有江陵輔之，其治績不減嘉、隆。迨二十年後，深居不出，百事叢挫，養成一骨鳳嬉堂抄本《石匱書》卷十三《神宗本紀》。
簡言之，求“真”原則就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盲從，也不故作驚人之論，這樣才可以深察曆史治亂之跡，即從史實中求史識。我們認為在這方麵，張岱是其同時代史家中做得最好的人物之一。其博大或不及王船山，其條貫和係統性則過之。
（二）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
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張岱（盡管他亦深受佛學浸潤，但像王陽明一樣，其佛學仍融入了儒家傳統價值觀念之內，盡管一介布衣，其思想深處仍有著與現實政治十分密切的聯係。這種心理聯係，在其所處之“季世”，表現為一種十分強烈的憂患意識。而正是這種憂患意識，激發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激烈批判熱情。他自言“張子誌在補天”（《四書遇》），“補天”之誌亦恰源於這種內心深處的憂患感。這一點倒確乎是孔子以來儒家的知識分子的一項傳統。
張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照他本人的看法，“明亡之征”已見於萬曆末年，亦即他出生的年代。他在這個將亡未亡的“季世”生活了48年之久（1597～1644），在憂患中度過了他的少壯時代和中年。他發凡起例撰寫《古今義烈傳》一書的基本觀點，上節已約略言及，這裏試再討論他對“義”“烈”的向慕與其時代的關係。
該書《凡例》第十條雲：
世之空列須眉，終鮮仁義，吾不得而求之夷；則有達官乃爾，更不得已而求之獸，則有義馬、義猴。夫馬如孫符之能救主於泉下，猴如異猴之能擊賊於殿前，是即馬中的尉遲敬德，猴中之段秀實也。餘特署之簡，以愧世人之不如猴、馬者。崇禎戊辰刊本《古今義烈傳》卷首（南京圖書館藏縮微膠卷）。
這裏的斥責真堪稱“刻薄”，直是對“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愛錢”（《石匱書》引崇禎語）的“昭代”作獅子吼。吼而不效，才對曆史上的節義之士，無論其為販夫走卒，門人傭工，充滿深深的向往之情：“當其負氣慷慷，肉視虎狼，冰顧湯鑊，餘每談書至此，每為之頰赤耳熱，眥裂發指，如羈人塞起，顫栗無措，如病夫酸嚏，淚汗交流……”《古義義烈傳自序》，崇禎戊戌刊本（南京圖書館藏縮微膠卷。對“空列須眉”的士人或“乃爾”的“達官”，張岱已大有“怒其不爭”之慨，故寄希望於敢於“立起一切，快何如之”的俠徒烈客。這種激憤，即源於對其所處社會開始全方位潰瘍的憂患。《四書遇》內有一段夫子自道：
救世君子所以思狷思狂，正要與吾黨共鼓舞庶民。庶民既興，野夫遊夫皆有誌氣骨力，那閹媚風氣如雲霧之消散，何獨一二鄉願？（《四書遇》，第576頁。）
同書《孟子·仁賢章》也是抒發同類感慨的：“夫一介之士，苟無密友，則緩急無所待矣；上天之道，一失之道，則草木猶或幹之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則執券誅之者紛然到矣。”（《四書遇》，第561頁。）這話說得稍含蓄，實則這裏“失之道”的“家”也就是“國”的別名。將“執券誅之者”已在陝北伺時而動了。
朝遷患了不治之症，且是全方位的，到那位試圖奮發有為、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當政時，這病症已到晚期，再無國手可為之醫了。應該說，張岱的憂患意識是促使他作史的主要驅動力。如果說寫《古今義烈傳》時，他還隻是據社會現象以“捐”以“狂”的姿態作獅子吼，隨著社會危機的一天天加深和自己思想更加成熟，他的激憤已轉為反思治亂之因果，分析深度和批評力度都大大加強。以下試擇兩例說明之。
一是關於崇禎皇帝。
蕭一山論及崇禎，謂“崇禎的運氣也真夠壞，他作了十七年的皇帝，偏碰著兩個死對頭：一個是皇太極，即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早一年；一個是李自成，造反和死的時候都比他遲一年，他一生受著這兩個磨星，結果斷送了明朝三百年的天下。”（蕭一山《清代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頁。）言下頗流露出同情之感。對這位昭代皇帝，張岱的情感無疑要更為複雜，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人物，而作者思想最成熟的時代恰恰處於他的治下。《石匱書·烈皇帝本紀》中說：
自古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有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幸勤，萬幾無曠，即主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乃竟以萑符劇賊，遂至殞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變，未有不痛心嘔血，思與我先帝同時死之之為愈也。蓋我先帝惟務節省，布衣蔬食，下同監門，遂以宮中內帑視為千年不必可拔之基，祖宗所貽，不可分毫取用。致使九邊軍士，數年無餉，數年無衣，其何以羈縻天下矣……先帝起信邸，知民間疾苦，不肯輕用一錢，故省製造，省燕會，省驛遞，使天下無所不節省。而日貨之勳臣，日貨之戚畹，日貨之內，天下視之，真謂帑藏如洗矣。而逆闖破城，內帑所出，不知幾千百萬，而先帝何苦日事居積，日事節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貸，京師一失，無不盡出以資盜糧，豈不重可惜哉！故為天下求一拔亂反正之主，必如秦皇、漢武之倜儻輕財，方克有濟。鳳嬉堂抄本卷一。
關於行政及用人，張岱也有一段分析：“先帝焦於求治，刻如理財，渴如用人，驟如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改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覺此十七年之精勵哉！即如用人一節，黑白屢變，捷如弈椹，求之老成而不得，則用新進；求之科目而不得，則用薦舉；求之民俊而不得，則用宗室；求之資格而不得，則用特簡；求之文科而不得，則用武舉；求之詞林而不得，則用外任；求之朝寧而不得，則用山林；求之薦紳而不得，則用婦寺。愈出愈奇，愈趨愈下。薦舉，盛典也；倪文正（元璐），賢者也，其所薦舉者，當不啻如何鄭重，乃登之薦剡者，則一玩鈍之內弟；其他不肖之人，當可知已。以先帝一片苦心，僅足為在庭諸臣行私市恩之地，真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者矣。”鳳嬉堂抄本卷一。從明代以到今日的曆史學家，亦大致認為這個評價是公允的。若深究一步，是製度造成了這種局麵，抑或是人性本身使然？這是張岱實際已經涉及而未及從理論上更深入探討的問題。
憂患意識促進了張岱進一步的思考。如果說悲劇性的崇禎尚有其值得同情的一麵的話（因為他畢竟努力勵精圖治、“得死之正”），那麼在張岱眼裏，那些扶不起來的後繼者直是一群滑稽又可憐的角色：弘光惟知荒淫且不必說，其餘四王，“唐王粗知文墨，魯王薄曉琴書，楚王但知痛哭，永曆惟事奔逃。（而）黃道周、瞿式輩，欲效文文山之連立二王，誰知趙氏一塊肉，入手即成腐臭。如此庸碌，欲與之圖成，真萬萬不可得已。數也！”鳳嬉堂抄本《石匱書後集》卷五。而矛盾至於，作為愛國者，在那特定的體製下對這朱氏“幾塊肉”，他又不得已而寄希望於他們來中興國家：明知他們為“以疲軟之質”而毫不自知的“旦夕之人”，而仍不得知其不可為而與之合作。這真堪曆史與倫理二律背反的極致。張岱於此，又豈能不感慨係之，而發出“恨不與汝偕亡”的哀鳴？
二是對黨爭的批評。
《石匱書·門戶列傳》“石匱書曰”：
此世所謂東林黨人也。諸君子皆砥礪廉隅，維持風教，即不無過激過矯，然濫觴之始，猶清流也。惟是聲氣既廣，臭味莫辨，間有匪人，濫廁其中，而後來納垢藏汙，如九方皋之相馬，馬失而駑，駑失而蟆，愈失而非其棼矣。
又同卷“總論”雲：
語雲：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朋黨之人，至比之河北之賊，則其為禍也亦烈矣。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缺之天下，平心論之，實實葬送於朋黨諸君子之手……蓋人君撫有天下，未嚐無黨，我明慶、曆以前，黨附其人，人敗則黨散。慶、曆以後，人附其黨，人敗則黨存，黨存則不患無其人，人存則不患不興其黨。此黨興則比黨思以勝之，彼黨勝則此黨又思以勝之。勝複求勝，相尋不已，其亦可抵止耶！秦檜，千古奸人也，然亦有一言可喜，謂：“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少味。”朋黨諸君子，推其私心，隻要官做，則又千百方百計裝點其不要官做，故別其名曰“門戶”，集其人曰“線索”，傳其名曰“衣缽”，美其號曰“聲氣”，竊其名曰“道學”。非門戶之人，廉者不廉，介者不介；是門戶內之人，貪者不貪，酷者不酷，奸者不奸，惡者不惡。以盜蹠一入門戶，即是伯離；以盧杞一入門戶，即為周召。入其門戶者，同心推戴；未入其門戶者，著意招徠。無論詐偽小人，盡入其絛籠，即正人君子，亦間墮其雲霧，如癡如醉，著魔著囈……張岱正確地分析了東林黨初起時清操自勵、力矯時弊的出發點，也對癸亥（1623）京察王錫爵以一己之憤謫戍顧憲成表示出不滿，認為東林之負時望，由來有自。（時錫爵任首輔，“錫爵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者耳。’錫爵大患怒，謫憲成戍籍，憲成歸，遂講學於東林書院。東林之名，實由此始……”）。在《顧憲成列傳》裏，也稱讚“顧端文，正人也”，對他的主持公論正義感表示尊重。《門戶列傳》裏分析癸巳京察，述趙南京等利用權力將漸黨、楚黨、齊黨一力排盡，使他們或投閹黨、或依東林，反釀出更殘酷的黨爭，直至明亡，亦都客觀公正，入情入理。他對東林後期以門戶相標榜，使竄入者流品不齊、黨同伐異的批評，亦係事實。但他的批評也顯然帶有理想的成分，正如魯迅先生批評他論同一問題的《與李硯翁》一文時所說的那樣：“（他）所舉的群小，也都確實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題未定”草》（六至九），《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頁。）張岱固對魏黨（“閹黨”）斥之更嚴（見《石匱書·魏忠賢列傳》），但對“肇始者多君子，後之竄入者多小人”的東林黨亦略無恕詞，要求“清一色”，無疑是太理想化了，這種理想化的根源是他不明白在極權主義下，“朋黨”、“門戶”諸君子，即使再高尚其誌，仍不得以“聲氣”相“攀援”，因為獨斷國是的還是那疲軟的“乾綱”，東林黨人後來之竄入者多小人，固係事實，但有其時代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