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冰雪之氣”的總體特征相一致，是張岱詩中所表現出的那種特有的古樸、凝重、冷峭的藝術風格。他的詩中，絕少低吟淺唱的輕鬆，更多的則是飽經憂患的沉重，也少清詞麗句的鋪排，而出之以素雅與古樸。在形式上，張岱多用四言、五言和古體，又多取仄韻，於凝重中顯出頓挫。然而，也正是在這種如冰雪般貌似嶺峻的外表下，張岱向我們充分展示了他的那顆熱烈而勃動的心，那種追求自由、獨立不羈的精神旨趣和他的孤高與至性。在這裏，詩格與人格達到了高度的和諧與統一。這種表現主體與表現對象之間的高度的一致性，往往使人分不清是表現對象還是詩人自己：
有鬆斯髡，有梅斯刖。昔則薈蒼，今則茁蘖……傲骨尚存，忍霜耐雪。《張子詩秕·快園十章》之四。
表麵看來，此詩寫的是快園中的“鬆梅”。這些鬆梅盡管遭到了“刖”，失去了往日的“薈蒼”，但在風雪中仍傲然挺立，並在斷枝之處，新的枝芽又頑強地伸展開來。但這的確又是詩人自己的寫照。張岱生活在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的明清之際。他的一生大起大落：早年錦衣紈褲，飫甘厭肥，可謂“昔則薈蒼”；明亡後，則國破家亡，如髡如刖，淪為編氓，時時衣食不繼。但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不投降、不仕清的艱難的人生道路。快園中的這些鬆梅，正是張岱不屈不辱的民族氣節的象征。
張岱對紹興禹陵中那塊壓墓的窆石亦傾注了滿腔深情：“留此四千年，荒山一碩石。聞有雙玉，蒼涼閉月日。”（《窆石歌》）這塊大石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有情有性。它是那麼神奇，飲食有“煙雲”，嗬護是“龍蛇”，但其貌“反璞立”。它曆盡滄桑，身居泥土之中，但通體都充滿了超凡脫俗的聖潔之氣，這也正是張岱為他自己樹立的一尊雕像。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張岱的這種冰雪之氣，這種高情與至性，並非來自某種與世隔絕的“極境”，而恰恰是在極為普通平凡甚至是艱難的世俗生活中一一展示出來的。張岱的後半生，生活極為艱苦，“瓶粟屢罄，不能舉火”，他不得不以老病之身，親自學習耕稼之事，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看蠶》、《種魚》、《舂米》、《擔糞》諸篇真實而又生動地記錄了他晚年艱難的生活過程。在那深沉凝重的敘述筆端上，流露出的卻是一種不憂生、不畏死、不媚俗的高情孤意。“稍欲出門交，輒恐喪所守。寧使斷其炊，取予不敢苟”（《甲午兒輩赴省試不歸走筆招之》）“餓亦尋常事，尤於是日奇……一貧真至此，回想反開頤。”（《甲午次兒下第歸二首之一》），“爾或思爭氣，予原不動心。故園鬆菊在，對此一開襟。”（《甲午次兒下第歸二首之二》），這裏表現出的是對其生命現實狀況的認同與固守，更是對現實社會與生活的超越和對理想人生的頑強與執著的追求。
總而言之，張岱詩的藝術風格更多地接續了漢魏詩的風骨，然於古樸中卻表現出高度的個性的自覺，於凝重冷峭裏又深蘊著熱烈與激情，而這些也正構成了“冰雪之氣”的外在特征。
（二）張岱對曆史人物的偏愛，固然與其史學家身份有關，但更重要也是深層的原因，則是張岱要借曆史人物來表達他自己現實的情緒和感受。家國大恨，是張岱一生中最大的悲劇；反清複明，又是他夢寐以求的願望。然而，嚴酷的現實使他清醒地認識到這隻能是一種幻想。於是，他便把這些潛意識通過曆史人物巧妙地表現出來。因此，他的詩中便充滿了風雲際會、烈火升騰、熱血揮灑的壯烈場麵。曆史上那樣敢恨敢愛、敢作敢為的忠烈之士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他詩中的主角。這裏有怒發衝冠刺秦王的荊軻：“易水祖道盡白衣，壯士一去不複歸，怒發衝冠空涕”（《荊軻匕》）有眼中噴火奮擊暴君的高漸離：“眼中出火口生煙，肘後風雪來迅速。”（《漸高築》）有欲手刃董卓的伍孚：“腰下刃，白如雪，遇奸雄，思屠烈。”（《伍孚刃》）有刺殺朱的“段秀實，勃然起，奪象笏，撲狂。破賊頭，出腦子。”（《司農笏》）有奮起殺奸臣的施全：“殿前小校氣填胸，斬馬刀鋒如霹靂。”（《施全劍》）有盡忠盡職的唐琦：“被生擒，取，照天空，萇弘碧，骨肉燒殘飛作灰。”（《唐琦石》）還有“對禦衣，含血唾”（《景清刺》）的景清，等等。張岱對這些烈士們一往情深，嚐言：“餘於節義之士，竊亦為然。當其負氣慷慨，肉視虎狼，冰顧湯鑊，餘讀書至此，為之頰赤耳熱，眥裂發指。”《張子文秕·古今義烈傳自序》。張岱對這些人物的認同，其根本的原因，則在於張岱本人就是一位忠烈之士，而他也正是通過這些人物的言行，把他內心的憂憤、深層的痛苦、由衷的希望和凜然正氣盡情地展示出來。在這裏，描寫曆史與反映現實、表現曆史人物與展示詩人自己，在深層次上合為一體。張岱在其中尋找的正是這樣一種現實的自我的感覺。
由此也形成了張岱詠史諸作在藝術表現上的一個重要特色。他的這些詩中，曆史的本事隻是一個淡淡的背景，也不重視曆史故事完整的敘述和情節有序的展開。他隻是把曆史人物中那些與自己的個性和感受相一致的特征予以特別地強調與突出。他特別擅長選取那樣極富表現力的典型細節加以描繪，往往寥寥數筆，便勾勒出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因其著墨不多，故給人的藝術感覺反而更加集中和強烈。上舉諸篇，其手法幾乎無一例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張岱筆下的曆史人物大多是失敗的英雄，如項羽、嶽飛、伍子胥、何柱史，甚至是一去不還、隻身赴死的俠客義士如荊軻、高漸離、施全等。這些人物無一不在激烈、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完成了自己悲壯的人生。這與張岱的現實處境又何等的相似。事實上，張岱之所以對這些失敗的英雄給予熱情的禮讚，正表明他把自己就看成一個失敗的英雄，誠如他自己所言：“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張子文秕·越絕詩小序》。他們臨難不苟，慷慨赴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然而也正是他們的嶙峋傲骨支撐了社會的人格坐標，這其中也寄托了張岱理想的人格追求，而這種濃烈的悲劇色彩也大大豐富了作品的詩意。
與此相聯係的是，張岱對另一類曆史人物即隱士的關注與認同。作為現實的人，寄情於花鳥蟲魚，山水漁樵，常成為一種必然性的選擇。因此，張岱的詩中也就出現了五湖一棹的範蠡、灘頭垂釣的嚴子陵、萬人如海一身藏的蘇軾、荷鋤帶月的陶淵明等隱士的形象。必須指出的是，張岱對這些隱士的表現與稱揚，更多的是出於其現實生活狀況的某些相似性，而非心理上的真正認同。張岱亦曾承認自己“空學陶潛、枉希梅福。必也尋三外野人，方曉我之衷曲。”《張子文秕·自為墓誌銘》。張岱對陶淵明極為推崇，他曾有意識地作了一組和陶詩，如《和貧士七首》、《和述酒》、《和有會》、《和挽歌辭三首》。但在相同的詩題和表現形式下，體現出來的詩風和感受則有著很大的區別。我們不妨看看張岱的《和挽歌辭》據黃裳先生藏作者手稿。
張子自覓死，不受人鬼促。義不帝強秦，微功何足錄？出走已無家，安得首木？行道或能悲，親舊敢撫哭。我死備千辛，世界全不覺。千秋萬歲後，豈遂無榮辱？但恨《石匱書》，此生修不足。（其一）西山月淡淡，剡水風蕭蕭。白衣冠送者，棄我於荒郊。山林甚杳冥，北邙在。翳然茂鬆柏，孝子自攀條。身雖死泉下，心亦念本朝。目睹兩京失，中興事若何？匈奴尚未滅，魂亦不歸家。淒淒蒿裏曲，何如易水歌。魂兮欲何之，應來廟塢阿。自注：廟塢，為先父母葬地。（之其）這裏透露出的是死備千辛、世人不覺的莫大的孤獨感，千秋功罪待後人評說的由衷的期待感，鴻篇史著、恐難終篇的隱約的焦慮以及身死泉下、心念本朝的執著感，匈奴不滅、魂無家歸的沉痛感和易水放歌、壯士末路的悲壯感，愛與恨，情與理，理想與現實、現在與未來，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劇烈而又複雜的衝突。這裏沒有陶詩中那種輕鬆忘機的快意，更多的是深沉憂患的痛苦，雖輕實重，似淡猶濃，是張岱內心最深刻、最坦率的自白。
概言之，烈士與隱士，是張岱生命的兩極。但就本質而言，張岱實是一位忠義節烈之士。這種內在而又深刻的矛盾性，也正是構成其作品詩意之所在。
（三）張岱詩的冰雪之氣是通過其豐富的意象藝術而具體地展示出來的。張岱嚐言：“世間山川、雲物、水火、色聲、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氣”（《一卷冰雪文後序》），故在其詩裏，他總是把自然中那些在他看來最富冰雪之氣的事物如陽剛之劍、陰柔之琴、高潔之鬆、竹、梅等有意識地加以集中和表現，從而構成了其詩歌的主體意象。他善於把自己複雜的情感和深刻的內心體驗通過精心選取的這些意象以及對這些意象的有機組合巧妙地表現出來，使得不易把握的情感體驗變得清晰和強烈，又顯得十分貼切自然。
“劍”與“琴”及相關的事物是張岱詩中經常和反複運用的物象。在這兩種極為普通的物象中，寄托了張岱最深層、最隱秘的內心世界。王雨謙在談到張岱詩的特點時曾指出其“於今昔之變，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王雨謙《張宗子詩序》。家國大恨，黍離之悲，是張岱心中最為沉痛的樂章，也是貫穿其詩歌始終的主旋律。“劍”與“琴”正是其內心恨與悲形象的外化與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