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說：“其詩又一史”
除作為傑出散文家、曆史學家而外，張岱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詩人。早在作者生前，王雨謙在《張宗子詩敘》中，不但與《史記》相比較，高度評價了《石匱書》這部史學巨著的“詩性”，認為“俾使宗子不作詩，《石匱》中未嚐無詩也”。同時非常準確地指出了張岱詩歌的“詩史”性質，明確提出“其詩又一史也”（鳳嬉堂抄本《張子詩秕》卷首敘一。）。敏銳而精辟地指出了張岱詩歌創作的基本特征。惜乎其詩作一直沒有刊刻，僅有稿本及不全的抄本存世，鮮為人知，這方麵的成就一直被人所忽視。
現存張岱詩歌最早的抄本為（鳳嬉堂抄本《張子詩秕》），共存詩217首。黃裳先生所藏張岱詩手稿本，較《詩秕》本多出《聞餘若水先生苦節誌愧》、《孝陵磨劍歌》、《野老哭》、《康衢篇贈陳子申》、《避兵越王崢留別遠明上人》、《和祁世培〈絕命詞〉》等近二十餘首，另加上散見於《張子文秕》、《西湖夢尋》等書中的詩作，總計僅存300餘首。作品的大量散佚，特別是最能體現詩人才情的七絕一首無存，這無疑從客觀上影響了人們對其詩歌的注意和總體評價。
從現存張岱詩歌稿本、抄本看，除《孔子手植檜》、《寓山士女春遊曲》等50餘首外，絕大部分是入清以後的作品。貫穿這些作品的基本主題抒發懷念故國、亟盼中興之情以及對清人統治下“到麵盡腥風”的殘酷現實的揭露。從總體麵貌看，《張子詩秕》帶有很強的詩史性質。關於這一點，《詩秕》的評點者王雨謙在《張宗子詩敘》中曾有相當透辟的論述：
予讀宗子詩，而忽慨然於司馬子長也……（宗子）以甲申之變，窮愁著書……蓋亦悲矣。然而（三）十年苦思，《石匱書》告成，特與《史記》並有古今。即俾宗子不作詩，《石匱》中未嚐無詩也。而複以詩持閱；試讀其詩，則於今昔之變，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其詩又亦史也，而非複世之詩也。嗟乎！（司馬）子長固言之；“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而作也。”知詩哉！故使子長而與宗子遇，則子長未嚐無詩，宗子正亦不必為詩也。兩人之詩皆在史也。特以兩人之遇主不同，而終處之世又不同。孟子曰：頌其詩，必論其世。則宗子之作史與子長之作史已自有異，是其所謂詩者。即欲不作，亦安得不作乎？悲歌行國，泣數行下，如屈子《離騷》，不得其平則鳴，吾於宗子，曷怪哉？至若宗子之為人，豁達有大節，則海內鮮不聞之；其為詩則卓然為宗子之詩，非諸子之詩，而並非《三百篇》之詩也。此其說在伯樂之相馬也，故不必擴之為世人予言耳。庚子夏五潞溪識字田夫雨謙撰。國家圖書館藏鳳嬉抄本《張子詩秕》卷首頁一a～二b。
《詩秕》中最感人的篇章正是被王雨謙評為“悲國行國，淚數行下”的那些記錄自己在國破家亡之後顛沛流離、渴望恢複的紀實之作。如《避兵越王崢留下遠明上人》：
避兵走層巒，蒼茫履荊棘。位趾越王崢，意欲少歇息。誰知方外人，乃有孫臏碩。僧房幽且深，藏我同複壁。焦飯與酸齏，遂與數晨夕。一子又一奴，竟奪三僧食。蕭然晝掩門，十日九不出。寺僧百餘人，謀麵俱不識。一往過三春，兩月生明日。山窗靜且閑，因得專著述。再訂《石匱書》，留此龍門筆。上人日不來，攜燈話促膝。與之商古今，侃侃具繩尺。開士有心人，偶爾隱緇笠。一日緣山行，偶為人物色。姓氏落人間，不複能隱匿。剝啄扣僧寮，來往如絡繹。倉卒去廬山，康絡送蓮席。不及別遠公，時時在胸臆。戎索政自苛，搜羅遍荒僻。恐以累檀那，風起不留革。何日得升平，扶筇到山澤。再過虎溪頭，笑言常啞啞。黃裳藏稿本《琅文集》（詩集部分）。
詩寫於丙戌（1646）年底，紹興城破後，作者四處逃難，先後在西白山、郯溪等地短暫停留，最後逃至越王崢，在寺中藏了數月，又不幸被人認出，清兵正四處追捕，隻得不辭而別，留詩寺主。從這首紀實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出清軍下江南時對人民，特別是對抗清誌士肆意追捕、殘酷鎮壓的一般情形。
表現自己“事一不事二”的孤忠勁節的作品，在《詩秕》中也占了極大分量。《和貧士》、《和祁世培絕命詞》、《讀鄭所南〈心史〉》、《挽何柱史書台》、《李王成吹篥》、《聽太常彈琴和詩十首》、《快園十章》……這一係列作品，充滿了強烈的故國之思和故宮離黍之悲：
清飆當晚至，豈不寒與饑？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和貧士七首》其一）天柱既已折，杞人複何憂？行吟在澤畔，吾將見吾儔。（同上其四）空山堆落葉，夜寂聲不聞……中夜常墮淚，伏枕聽伺晨。憤惋從中出，意氣不得馴……手勒大明字，悲涼思故君。（《和述酒》）曾為抗清戰士的張岱，在清人統治下又生活了三十六年之久，他誓死不承認清朝，墓碑上還特地大書“有明”二字，以表明其遺民身份。其詩集中最有特色的作品就是記錄其作為身處社會最底層的遺民“心路曆程”的篇章。王雨謙每以“如泣如訴”、“遺民心事宛見”、“真詩史，惟工部有此”等語評之，是深得作者作詩本旨的。
另外，《詩秕》中有作者記錄其晚年困頓生活的五古《甲午兒輩赴省試不歸，走筆招之》、《舂米》、《擔糞》、《看蠶》、《仲兒分》等近十首，這些作品是我們了解作者晚年生活的第一手材料。作品在寫法上大多以口語入詩，古淡純厚而清新自然，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本書第一章已約略論及，不贅。
二、張岱詩歌的總體藝術特征
張岱無意專門為詩，但事實上，他對詩歌藝術始終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並花費了極大的精力。他自言早年學詩曾“刻苦十年”（《琅詩集自序》。），用力殊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對詩歌有著獨特而深刻的理解：
餘想詩自《毛詩》為經，古風為典，四字即是碑銘，長短無非訓誓。摩詰佞佛，世謂詩禪，工部避兵，人傳詩史……而若論其旁引曲出，則唐虞之典謨，三王之誥訓，漢魏之樂府，晉之清談，宋之理學，元之詞曲，明之八股，與夫戰國之縱橫，六朝之華贍，史漢之博洽，諸子之荒唐，無不包於詩之下已。則詩也，而千古之文章備於是矣。《張子文秕·一卷冰雪文後序》。
很明顯，張岱在這裏不是把“詩”作為一種狹義的文體來看待，而是作為一種審美理想來加以追求。他所注重的不隻是詩的表現形式，而是詩的表現內容和社會功能。詩的高度概括化與高度個性化的統一，使之成為一種最高的審美評價，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詩才涵蓋了一切的文體。張岱正是把這種作為審美評價的詩的標準，自覺地滲透貫穿到他全部的創作活動中，故其著史善用詩筆，而成無韻之離騷，作文多取詩法，而有詩化之散文。本節擬從這個視角切入，就張岱詩歌的總體特征作一簡略分析。
（一）張岱的詩歌實踐是以其明確的詩歌主張為指導的。張岱在他的詩文中曾反複提及並予以強調的要詩要有“冰雪之氣”，並把它作為選詩與評詩的最重要的標準。這種“冰雪之氣”實際上也正概括了張岱詩歌創作的基本特點，從而構成了張岱詩歌的特征。
以氣貫之、氣韻生動本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貫傳統。但張岱於“氣”獨標“冰雪”二字，則殊異於常人：
而今複以冰雪選詩者……若夫詩，則筋節脈絡，四肢百骸，非以冰雪之氣沐浴其外，灌溉其中，則其詩必不佳。是以古人評詩，言老言靈，言樸言古，言渾言厚，言蒼，言煙雲，言芒角，皆是物也。《張子文秕·一卷冰雪文後序》。
詩有“冰雪之氣”方成其為好詩，初看似不易理解。詩與冰雪本風馬牛不相及，甚至可謂相反。詩情貴熱，而冰雪之性似太冷；詩以活潑流動為特征，多動態，而冰雪則以凝結板固為表象，屬靜態。然張岱於“冰雪”卻有其獨特的視角：
魚肉之物，見風日則亦腐，入冰雪則不敗，則冰雪之能壽物也。今年冰雪多，來年穀麥必茂，則冰雪之能生物也。蓋人生無不藉此冰雪之氣以生……冰雪之在人，如魚之於水……《張子文秕·一卷冰雪文序》。
張岱之所以如此強調詩歌須有“冰雪之氣”，首先在於“冰雪”具有“壽物”和“生物”兩個基本功能。所謂“壽物”是指冰雪能夠防腐與保質；所謂“生物”，是指冰雪能夠滋養與催化新生。詩的“冰雪之氣”，就在於能夠澡雪人的精神，淨化人的心靈，滋養人的身氣，催化人的新生。其次，張岱還認為詩的這種“冰雪之氣”並非是一種外在的規定和附加的要求，而是作詩者的本質的體現和外化。這是因為離開了冰雪之氣，人將不成為其人，所以冰雪之氣乃是人的本質要求。因此，若想使詩有冰雪之氣，那麼作詩之人須得先有冰雪之氣。詩格源於人格，詩之高下取決於人之高下。“蓋詩文隻此數字，出高人之手遂現空靈，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臭腐。”《張子文秕，一卷冰雪文序》。有冰雪之氣者為高人，無冰雪之氣者即為凡夫。這與其說是對詩的美學要求，倒不如說是一種人生的價值判斷。正因為如此，有時候“詩意”反倒不一定僅僅屬於詩這一種形式，也未必就是詩人的專利，不會作詩的人往往會更富有“詩意”。張岱曾盛讚他的一位貧民朋友魯雲穀：“居心高曠，凡炎涼勢利，舉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曉語文墨而有詩意，不解丹青而有畫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張子文秕·魯雲穀傳》。這種“詩意”正是人格的凸顯。張岱詩歌的魅力所在也正是在於為我們充分展示了他的冰清玉潔的人格特征，塑造了他自己鮮明的藝術形象，使人“望而知為陶庵”（《張子文秕·與毅儒八弟》。）。所以，這種“冰雪之氣”雖冷而猶熱，外靜而內動，與其詩歌的創作實踐似矛盾而實統一。“冰雪之氣”構築了張岱詩歌的靈魂，從而，也就成為我們理解和把握張岱詩歌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