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不僅在藝術理論和史學上有突出的建樹，其文學創作（特別是散文）更是卓然成家，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傑出的地位（〔美〕梁容若《中國文學十八家傳》這本很有影響的著作就將張岱列為中國曆史上有代表性的十八個大作家之一。）。本章探討、評價張岱的散文創作成就。
一、概說
提到張岱的散文，總有一種說不完、道不盡之感。他崛起於徐渭、鍾惺、譚元春及公安三袁之後，堅持“不落依傍”、“張子自為張子”的創作主張，集諸家之長而不受人之役，“不主一家而別成其家”（王雨謙《琅文集敘》，鳳嬉堂抄本卷首。），有著自己全新的獨特麵目。其文集初出，祁豸佳即以“磊韻秀，亮撥不群”祁豸佳《琅文集序》，版本同上。評之；王雨謙更譽之為“文中之烏獲，而後來之鬥杓”（王雨謙《琅文集敘》，鳳嬉堂抄本卷首。）。其在當時的重大影響可見一斑。康熙年間其文集刻本問世後，流傳更廣，影響愈大，張岱作為明末新式散文的“大作手”地位得到了確認。本世紀20年代以來，隨著《陶庵夢憶》、《琅文集》的校點出版，特別是經過林語堂等人的片麵宣傳，張岱曾一度以“性靈派小品文大師”的麵目出現在一般讀者心目中，至今天在相當程度上亦複如是。其實，張岱固然是性靈小品的絕對高手，但其散文的內容範圍和文化蘊涵遠比林語堂等人所介紹的要廣泛、深刻得多，對其深厚凝重的文化意蘊以及集晚明“新文學”（周作人語）之大成的重大革新意義，尚有待於更深入的研究和發掘。
張岱散文，內容極為豐富，粗略歸納，至少可以分作這樣三類：
（一）史傳散文以《石匱書》、《石匱書後集》、《古今義烈傳》、《史闕》等曆史著作中的紀傳作品為代表。張岱是大史學家，其史學著作不但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同時也有極強的文學性，“統腐《史》《世說》為一家之言”（劉榮嗣《序義士傳》，《古今義烈傳》崇禎刻本卷首。），有著獨特的個人風格。上述諸作中的絕大部分人物傳，特別是《石匱書》及其《後集》中的“石匱書曰”，都可作為優美的散文來讀。以文學筆法寫信史，這在《史記》之外尚頗為少見。
（二）回憶錄以《陶庵夢憶》、《快園道古》、《西湖夢尋》為代表。這三部作品均為甲申（1644）國變之後所作。《陶庵夢憶》回憶“少壯華”，廣記風物、民俗，之“如曆山川，如睹風物，如瞻宮闕宗廟之麗，《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硯雲甲編本（《陶庵夢憶》佚名序。）。《西湖夢尋》記西湖名勝，所重亦在“夢”，是“夢中之西湖”（作者語），每記舊遊之地，“故宮離黍，荊棘銅駝，感慨悲傷”，不能自已（《西湖夢尋》卷四。），與《陶庵夢憶》同一格調。《快園道古》以平易語言記“國朝”典章掌故，或追憶歸聞，“憶即書之”，合筆記體與回憶錄合一，頗具特色。
（三）小品和遊記以《琅文集》（鳳嬉堂抄本作《張子文秕》，按文體分為十八卷）為代表。這是作者精選之作，又經友人王雨謙“痛芟讎校，在十去七”《琅文集》祁豸佳序。的各類文章的精選本。全書包括、記、啟、疏、檄、碑、辨、製、樂府、書牘、傳、墓誌銘、跋、銘、讚、祭文、琴操、雜著、頌、詞諸體。除琴操外，體裁與一般明人小品集相似；創作時間自少壯至暮年，近六十年。
柱銘在張岱一生的創作中也占相當地位，惜《柱銘抄》本集已佚（《序》尚存），部分篇什保存在《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中。依作者本人分類，這也是小品的一種。
任何分類無疑都是相對的。曆史散文中的傳記文，少數近似人物小品；回憶錄中不少就是小品。文章不外記人、記事，遊記中也離不開人與事。以上分類，隻是為敘述方便，大略言之。
二、題材的革新與拓展
中國古代散文自來有尊經明道的傳統，自韓愈以降，在“文以載道”的創作原則指導下，更大體上形成了一定的固定套數。特別是正統古文家目為偶像的“唐宋八大家”，宗經、載道成了創作的基本主旨，因而就總的趨向而言，至其末流，散文大體上說越來越失去了文學的本真麵目，淪為載道的工具。
晚明王學崛起，在王學左派特別是在李贄“童心說”的直接影響之下，文學界才出現一個類似魏晉而超越了魏晉的新的天地。徐渭肇其端，公安、竟陵揚其波，張岱則集其大成，以出色的創作實績成為承先啟後的“絕代散文家”。以張岱為傑出代表的明末散文，成了那個時代扭轉散文創作潮流，開啟一代新風的“新文學”（周作人語）。
張岱散文的傑出成就既體現在文化蘊涵、語言、結構諸因素上，同時也體現在題材選擇、文章立意的大膽突破上。他的為文“不再當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談徘文》），而是始終將文章著眼點放在普通人、平凡事上，在平中見奇見趣，徹底突破了傳統散文的宗經載道原則，在中國散文史上具有重大的革新意義。
（一）對舊題材的揚棄
傳統古文之末流相當一部分已淪為格式化的應製公文或說理傳道的衛道文、裝點門麵的諛墓文，其文學的主體價值實際已喪失殆盡。即便是號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大倡“文以載道”，盡管他本人才氣過人，在散文史上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其文學主張在客觀上把中國散文由先秦到魏晉的汪洋恣肆、不拘一格引向了窄街陋巷。
散文到了張岱這裏卻另辟蹊徑，別有洞天。在這一新天地中，它找回了自我，找到了本該屬於自己的本真麵目。為了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們且做一些數字統計：
與時代風尚相關，韓愈為文大抵誌在為官，這裏姑置不論。就文筆清新，在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柳宗元而言，其現存詩文集共四十五卷，其中碑文占三卷（卷五～卷七），諛墓文五卷（卷九～卷一三），祭文二卷（卷三、四一），另外卷一九有吊文過半，還不包括其詩作中的諛墓文字，合計已占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此外，還有公文啟二卷（卷三五、三六），表兩卷（三七、三八），奏章一卷（卷三九），真正屬於今天所說的文學作品的文字為數並不多。
再譬如集政治家和文學家為一身的王安石，現存文集三十六卷，其中書八卷（卷一～卷八），宣詔一卷（卷九），製詔五卷（卷一～卷一四），表七卷（卷一五～卷二一）、啟三卷（卷二二～卷二），所占篇幅三分之二強。書八卷中有三卷是以《上……書》為題的純粹公文，另五卷也是答複僚屬的官場文字，他的那篇傳世之作《答司馬諫議書》即是此類。
人稱其文委婉曲折、擅“春秋筆法”的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現存《居士集》五十卷，其中詔冊一卷（卷一九），神道碑、銘四卷（卷二一～卷二三），墓表二卷（卷二四、二五），墓誌銘十二卷（卷二六～卷三七）；另《外製集》二卷及拾遺一卷，《內製集》八卷，《表奏書啟四六集》四卷，《奏議集》十八卷，《河東奉使奏草》二卷，《濮議》四卷等。各種公文（特別是內、外製及批劄）占其文集的二分之一以上這隻是為比較而言，在唐宋人的文學觀念，“文章”亦包括應用文字。有些應用文即便以今天的眼看看，仍有一定的文學性。
張岱一生未仕，故其集中無應製公文；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對文學的認識：他主張文學以“我”為主，“宗子自為宗子”（《與毅儒八弟》）。其現存散文集《張子文秕》凡十八卷。共收序文三十五篇、記七篇（其中《越山五佚記》可再分為五篇，共十一篇）、啟四篇、疏三篇、檄四篇、碑二篇、辨二篇、製二篇、樂府十篇、書牘十四篇、傳六篇、墓誌銘四篇、跋十七篇、銘六十八篇、讚十九篇（其中《水滸牌四十八人讚》凡四十八篇，合計六十六篇）、祭文十篇、琴操十篇、雜著三篇、頌九篇。
通過以上統計和數字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張岱散文中絕少以前那些文章大家連篇累牘的諛墓文，（他自己明確聲稱：“餘生平不喜作諛墓文”（《張子文秕·周宛委墓誌銘》），沒有那種陳腐氣的應製文，沒有方巾氣重的論道文。這種情況無疑與他像李贄那樣“以吾手寫吾心”“宗子自為宗子”的文學主張密切相關，即文學應是自己心靈的真誠流露密切相關。同時也與他嚴肅的創作態度有關：“其後彙所存稿，悉簡其代作、應製諸篇什，盡付一炬，有所存貯，又皆其作而自選也。今茲選刻，稿尚盈笥，王白嶽又為之讎校，十去其七。”參見本書“文藝-美學思想”對此問題的論述。更和他本人選擇題材之嚴格、下筆之精審分不開：“陶庵所作詩文，選題、選意、選句、選字，少不愜意，不肯輕易下筆，凡有所作，皆其選而後作者也。”《張子文秕》見鳳嬉堂抄本序《文秕》卷首。所以他的文章才能“譬之文豹留皮，但留其神光威沈；孔雀墮羽，隻拾其翡翠金輝。”《張子文秕》見鳳嬉堂抄本序《文秕》卷首。
所謂“選擇”，無疑是一個有意識的舍棄過程。正確的選擇需要若幹條件，在選擇過程中準確的眼光和識力關係至大。下麵我們就從張岱對哪些題材的揚棄中去看一下其藝術識力。
在張岱現存諸集中，除了《石匱書》某些列傳前的總論和文末論讚（“石匱書曰”）外，並無專門的論文。論文向來是中國古代散文的大宗。本來，對某一事物、現象闡述自己的看法、發表自己的見解對於散文來說是最相宜的，但自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中提出“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和“論者，倫也”的觀點之後，不少論說文便往往被限定在某一狹小的圈子裏，成為論經原道、維係風化的工具。到了宋代以策論取士，特別是明代以八股取士（特別是後者）後，“以徘優之道，抉聖賢之心”（錢鍾書語）的詮經論文便被抬到了“一覽眾山小”的地位，成為文章之正宗，使得散文題材範圍日益狹窄。張岱有意回避作這種論文無疑和他自幼尚奇，善於發現生活真趣，而不喜板著麵孔正襟危坐的性格有關，更和他反對時文八股有著深刻的思想上的淵源。在他看來，“舉子應試，原無大抱負，止以占畢之學迎合主司……書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濟世利民、安邦定國，則亦奚賴焉……八股一日不廢，則天下一日就不得天平矣。”張岱《石匱書·科目誌總論》。
其次，張岱集中沒有傳統古文集常見的“諛墓文”。曆代文章大家有許多人把諛墓文的寫作看作自己的“副業”之一，樂此不疲，往往專在語言精工、技巧純熟上大顯神通，所作諛墓文連篇累牘，如前所舉歐陽修即有十二卷之多；與張岱同時的古文大家錢謙益在很長一段時間就靠撰寫諛墓文維持生計，今存《初學》、《有學》兩集中有墓誌銘十二卷、墓表二卷、祭文、哀詞各一卷。這些盡管文詞十分華美，但無端“代人歌哭”，故作哀痛，業已成為對死者客套讚美與歌頌和對生者安慰奉承的熟套。
“素不喜作諛墓文”這一點顯示出張岱對藝術的獨立性的極度尊重：他以藝術本身價值為標準來衡量一切，反對一切非藝術的功利因素對藝術的幹擾，用周作人的話說，他在文學上革命性的貢獻就在於“不當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談徘文》。）。
再次，張岱集中除《賀魯王冊封啟》外，沒有應製公文和官樣粉飾文章。這固然與他一生未仕有一定關係，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把文學視為生命的一部分，“性命於斯”，以此來表現自己的真情性、真麵目，抒發自己的真情感、真理想。中國傳統文人大多在“學而優則仕”思路的誘導下，將讀書作為進身之階梯，而缺乏對真理、對藝術的執著追求，缺乏終極關懷和真正的人文精神。由於儒家實用理性的影響，把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或者通過它宣傳倫理維係社會既定秩序被看作天經地義。《樂記》曾說：“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又說：“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知樂則幾近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先王之製禮樂矣，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從這樂禮相貫的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傳統藝術精神即是“樂”完全服從於現實的人倫和政治的需要。這樣看來那些充棟汗牛的應製公文和粉飾文字也就不足為怪了。真正想遠離這一模式而又能做得到的能有幾人？衝淡如歐陽修，灑脫如蘇東坡尚且不能全免，就更不用說文學侍從之徒如楊億、三楊諸人了。張岱在這一點上，以其“不為”的方式完成了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對自己藝術獨立品格的塑造。
（二）對傳統題材的改造
若僅從篇目來看，我們會發現張岱散文和傳統古文之間也有相同之處。然而，深下去看，我們就會發現張岱是在用“舊瓶裝新酒”，在傳統的標簽下，售的是他本人對藝術的獨特理解。這樣，他就從根本上即從文章的內在實質上對傳統古文進行了新的改造。
首先，從張岱的序跋文來看。《張子文秕》共收序跋文五十六篇合約二卷。這五十六篇文章可謂寫得搖曳多姿、神采各異。
下麵舉《夜航船序》加以分析：
天下學問，惟夜航船中最難對付。蓋村夫俗子，其學問皆預先備辦，如瀛洲十八學士，雲台二十八將之類，稍差其姓名，輒掩口笑之。彼蓋不知十八學士、二十八將，雖失記其姓名，實無害於學問文理，而反謂錯落一人，則可恥孰甚。故道聽途說，隻辨口頭數十個名氏，便為博學才子矣。餘因想吾越，惟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乃至二十無成，然後習為手藝。故凡百工賤業，其《性理》、《綱鑒》，皆全部爛熟，偶問及一事，則人名、官爵、年號、地方枚舉之，未嚐少錯。學問之富，真是兩腳書櫥，而其無益於文理考校，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或曰：“信如此言，則古人姓名，總不必記憶矣。”餘日：“不然。姓名有不關於文理，不記不妨，如八元、八愷、廚、俊、顧、及之類是也；有關於文理者，不可不記，如四嶽、三老、臧穀、徐夫人之類是也。”
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拳足而寢。僧人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澹台滅明是一個人、是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個人。”僧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腳。”餘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腳則可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夜航船》卷首。
《辭學指南》雲：“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文體明辨》中也說：“《爾雅》雲：‘序，緒也’，亦作‘敘’，言其善敘事理，次第有序，若絲之緒也。”贈序而外，一般的序文或是對書的寫作緣由，內容、體例加以敘述、申明，或發表自己對社會、曆史、人生諸問題的觀點和見解。前者往往是敘事性的，後者則多論述體。
上引《夜航船序》雖也命名為“序”，但並未受上述套數束縛，而是宕開筆端，以“天下學問，惟夜航船中最難對付”一句議論說起，談吳越風俗，辨學問真偽，最後以一個幽默故事作結，用“餘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腳則可已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幾句回到序題本身。其用筆之老練紆徐，從容舒卷，令人擊節。在短短五百字的小序中，竟能做到山重水複，峰回路轉而又有條不紊。看起來似乎是隨筆所至，漫不經心，實際上卻緊扣題旨，在旁枝橫溢之際陡然回到序文的本旨，親切自然，不落俗套，在看似閑談之中將作文的緣起、寫作背景和內容都一一交待清楚，而這一切隻有當讀者讀到“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時恍然大悟。
張岱的序文都具有很濃的趣味性和可讀性，如《茶史序》可作一篇筆記小說來讀；《陶庵時後方序》所記治病過程，“曲折有致，幾能和傳奇媲美”，如此等等，不勝枚舉。之所以有可讀性，根本原因即在於真，行文又有高超的技巧。
再以他的檄文為例略作分析。
《說文》：“檄，尺二書也。”李賢注《後漢書·光武紀》曰：“《說文》曰：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謂之檄，以征召也。”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則加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顏、李二氏的注都說明檄文在古時是天子用來征召用的。
現存張岱諸集中，僅《張子文秕》有檄文四篇，分別是《征修明史檄》、《鬥雞檄》、《討蠹魚檄》和《癸醜蘭亭修禊》。
《征修明史檄》以檄名篇，實則是一篇充滿感情色彩的“征集明史資料廣告”。他首先批評了以前諸家所撰明史或“矯枉持偏”，或“掩非飾過”，或缺乏才、膽、識，或“掛一漏萬”，接著談自己重修明史的誌願和申明修史書的重要性，最後懇祈天下諸君“勿吝珠玉”。文章以情動人，有很強的感人效應。作為一篇實用文章，張岱除曉人以理外，還動人以情，這在同類文章中是不多見的。
《癸醜蘭亭修禊檄》雖亦以檄名，卻是以駢文形式記述一次集會的盛況，更像一篇記事散文。
《鬥雞檄》和《討蠹魚檄》都可以當作寓言或小品來讀：以物喻人，物中含理，文風活潑，構思精巧，體現出作者尚奇之個性。
這四篇檄文的最大特點是和前些檄文的幾種用處都不相契合，有的甚至差別很大。張岱在檄文中充分溶入自己的真實而濃烈的情感，並將自己的個性映射其間。
討論張岱對傳統題材的改造，不得不討論一下他的祭文和墓誌銘。
前麵我們說到張岱不作“諛墓文”，但文集中存有四篇墓誌銘和十篇祭文。他的墓誌銘和祭文均為親朋好友而作，出自真情至性，絕不是“代人歌哭”，與錢謙益等人的不少墓誌文字完全不同。
墓誌銘和祭文都是生者對死者表示沉痛哀悼的文字。死別是人生的至痛，也是情感的極至，化為文字必感人至深。但傳統古文已將這種情感禮儀化、形式化，甚至庸俗化了，這樣祭文和墓誌銘實際上成了“諛墓文”，至哀至痛之情在諛墓文作者筆下往往主要成了襯托生者的工具。譬如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十二卷墓誌銘強半是寫某官某長，另有近半則是為他人代作。往往“定價”作一篇得銀多少，雇主再將錢氏文章作為高雅而昂貴的贈品贈予死者的親屬，如《都察院左副都禦史贈右都禦史贈太子保諡忠烈楊公墓誌銘》、《山東青登萊海防督餉布政司右參政贈太仆寺少卿臣姬公墓誌銘》、《山東青登萊海防督響布政司右參政贈太仆寺卿譚公墓誌銘》等等。這樣的所謂“作品”實際成為商品和禮品，作家成了文匠。
在這一點上，張岱完全相反，保持了一個文學家的獨特人格和卓犖見解。他所作的四篇墓誌銘和十篇祭文無一不是為至親好友而作的（《自為墓誌銘》是寫給自己的，除外），均以深情動人，以真情取勝。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絕不作無病之吟，更無儀式化的俗套。
《祭文伶文》是張岱為家中一位伶人而作的。對於這樣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下層人物，作者將其當作至交，所作祭文，從家常瑣事娓娓寫來，哀思綿綿，用語又洗盡鉛華，用語平實而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夏汝開，汝尚能辨餘說話否邪？”催人淚下。從文中所寫對夏氏人家不盡的牽掛中，表現了作者綿綿哀思和對朋友的真切關懷。
《周宛委墓誌銘》是為至友周宛委而寫的。張岱文中全以平常語敘事，而情真意摯。這篇墓誌銘既對一位才高位卑者的不平命運充滿了同情，又形象地刻畫出這個失意文人亦狷亦狂的形態和嗜文若癡的性格。對自己的至交老友有敬佩之心而無飾美之辭，反體現出作者的對友的無限思念之情。墓誌銘能做到這種功夫，真可謂不失文章本分。
（三）對新題材的發掘
無論是對舊題材的揚棄抑或是改造，大都是屬於破的範疇，具有更高價值的是能破又能立。張岱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即在於此。
第一，張岱在散文上的突破首先表現在對題材橫向的拓寬上。
傳統古文要麼被文人當作進身之階或傳道工具，要麼以或諫或頌的形式心係廟堂，等而下之者則吟風弄月，故作風雅，而恰恰失去了文學是人學，文學作品當反映普通人生活這一基本價值取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岱散文有著重大的建樹，在一定程度上，它給散文重新定了位，從而也恢複了散文貼近生活的平常麵目。
首先，張岱散文在題材上說已相當廣泛地涉及了普通人生活的各個方麵。一些“古文”家不屑下筆的題材，在他的筆下，化大俗為大雅，別具風旨。以飲食文化，如：
飲酒：他寫有《張東穀好酒》的嗜飲，《湖心亭看雪》中的義飲，《陳章侯》中的豔飲，《閏中秋》中的雅飲，等等，甚至還談及《品山堂魚宕》中“新雨過，收葉上荷珠煮酒，香烈”的煮酒法。《石匱書·妙藝列傳·吳偉傳》中還記述了一則金鑾殿酒醉潑墨作畫的故事。
茶道：張岱精於茶道，連南京著名品茗專家閔文水時他也大為稱賞（參看《自為墓誌銘》及《西湖夢尋·閔老子茶》），其《茶史序》對此記述頗詳。《陶庵夢憶》一集中對茶事記述甚多，有談擇水的《禊泉》，有講茶掌故的《露兄》，記茶藝專家的《閔老子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