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拜相之後，對內改革內政，發展經濟，對外尊王攘夷，九合諸侯，開始了輔助齊桓公建立霸業的艱辛曆程。
管仲建議桓公先修內政，後圖外事。他對桓公說：“如果本國的內政得不到治理，那麼我們對外的正義行動，也不會得到諸侯的信任。必須先在本國內政的治理上做出榜樣，才能使諸侯親附我們。”
管仲對於富國圖霸，早已深思熟慮，成竹在胸，他獻出了一整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人才選拔的改革方案。
在國家的行政建製方麵，他提出了“叁其國”、“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方案。
桓公問：“叁其國是怎麼回事？”
管仲說：“叁其國，就是對國都的居民實行三分管製法。把國都中的工、商和士三種居民，劃分為21個鄉，其中6個工商鄉，15個士鄉，而分別由公（指齊桓公）和上卿高子、國子3人率領：公率領11個鄉（6個工商鄉加5個士鄉），高子率領5個士鄉，國子率領5個士鄉。相應的，國政也分為三項，建立三官製度加以管理：立三宰以管理官吏，立三族以管理工匠，立三鄉以管理市井，立三虞以管理川澤，立三衡以管理山林。”
桓公問：“伍其鄙又是怎麼回事？”
管仲說：“伍其鄙，就是對郊外的農民按軌、邑、率、鄉、屬五級組織編製起來。五家為一軌，設一軌長；六軌為一邑，設一邑司；十邑為一率，設一率長；十率為一鄉，設一鄉良人；三鄉為一屬，設一屬帥。凡軍事由屬來管理，民政則由鄉管理。每五屬則設一大夫統領。”
桓公問：“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是怎麼回事？”
管仲說：“士、農、工、商這四種身份的人，是國家的基石，不可以使他們雜處在一起；雜處，就容易引起混亂，人們就會不專本業而見異思遷。應該使士和士住在一起，農和農住在一起，工和工住在一起，商和商住在一起。把士安置在學校周邊，把工安置在靠近官府的地方，把商安置在市井的周圍，把農安置在田野附近。”
“讓士住在一起，這樣父與父之間談論道義，子與子之間談論孝道，作為人臣的就談對於君主的尊敬，年幼的則談敬愛兄長。從小生長在這種環境裏，人的思想就會安定，長大就不會見異思遷。這樣即使父兄的教誨不用整飭就能做到最好，學習也能輕而易舉地掌握。所以士的後代永遠為士。”
“讓工住在一起，了解四季的不同需求，辨別物品的優劣和器材的用處，選取最合適的物品來用，彼此交流自己的長處，互相借鑒學習。每天都從事這種工作，讓自己的產品遠銷各國。幼小的孩子從小就耳濡目染自己祖輩父輩的工作，長大後也就不會見異思遷了。工匠的後代永遠都是工匠。”
“讓商人居住在一起，了解四季中人們的不同需求，查看本地所擁有的物品，確定它的市場價格，肩背著或者牛車拉著，把自己的物品運到需要它的地方去，用自己所擁有的換取自己所沒有的。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並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後代，那麼商人的後代將永遠是商人。”
“讓農民住在一起，了解四季的農事，根據季節的變化來選擇要用的農具，到了冬天就鋤去雜草，等待耕作。該耕種的時候，就深翻土地，等待及時好雨。及時的好雨過後就要扛著鋤頭從早到晚開始勞作，把自己的體力汗水灑落在土地上，這樣農民的後代就永遠是農民。可以選拔其中的優秀者出來做官，他們一定值得信賴。”
“這樣，士、農、工、商所從事的職業就可以世代相傳，從而使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這就叫作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能做到這樣，就可以使基石牢固，國家穩定。”
此外，管仲還向桓公提出，對齊國的舊法作一次全麵的審查，該改的改，該廢的廢，擇其善者而用之，而取舍的標準，則主要看是否符合世俗（即現實）的需要，“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管仲深知，要完成霸業，必須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因此管仲提出：“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隻有國家的財物多了，才能吸引遠方人民的歸附，隻有荒地得到廣泛的開墾，才能把農民留下來；隻有裝糧食的倉庫充足了，人民才會懂得禮節；人們隻有吃飽穿暖了，才知道何為榮何為辱。”管仲正是按照這樣一套先富民教民，後富國治國的思想，進行了一係列經濟改革。